材料一   19世纪被称为"科学世纪"，这不仅是因为自然科学在19世纪取得了辉煌成果，而且因为科学本身的面貌、它与社会生活诸方面的关系，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科学成了一种社会建制，即科学事业已成为社会构成中的一种相对独立的社会部门，成为一种职业。科学内部也分工越来越细，越来越专门化。同时，科学也更加国际化。从第二次工业革命起，技术的发明越来越依赖于科学知识。这样，科学、技术与生产的结合，成为一种巨大的推动力量，给人类历史的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材料二   20世纪下半叶，科学技术革命继续深入发展并出现了新的变化。同以往科学更多表现为个体劳动的特征相比，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研究方式发生了根本改变，科学技术成了集体的劳作和创新，科学制度化、专业化和集约化的程度大大提高。过去是科学指导技术，而今，是技术的需要引领科学理论的深入研究，科学成了技术性的科学。随着科技与社会的互动日益明显，科学的社会化程度得到普遍提高。自然科学的发展因其自身愈来愈成为一种社会劳动，因而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已不再是两个彼此独立的领域，而是处于相互联系的统一体之中。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近现代科技与思想文化》

材料   19世纪末，中国出现了日本研究“热”。驻日参赞黄遵宪出版《日本国志》，重点介绍明治维新后日本的社会风貌；康有为编著记述明治维新的《日本变政考》，并于1898年进呈光绪皇帝御览。20世纪30年代，新的日本研究“热”逐渐形成。以明治维新研究为例，李宗武《明治维新》、李建芳《日本维新运动》等专著出版；梁启超、陈独秀等人日本研究新成果，发表在《大公报》《解放日报》等报刊。蒋百里出版的《日本人》对日本评论贬多于褒。这些学者多有在日本留学或旅居、考察的经历，能贴近感知日本社会。中国的日本研究理论与方法呈现了多样化的发展趋势。

——摘编自宋有成《中国的日本史研究理论与方法》

材料一   殷商时期的甲骨文是迄今中国发现的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是汉字源头和中华文化根脉。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局面。秦朝实行的“书同文”制度，为国家统一奠定坚实基础。同时，社会俗用的隶书开启了汉字隶变楷化的规范之路。秦汉以来汉字的形体样式基本定型，成为大一统格局的文化支撑。汉字还具有超越时空的力量。中国地域辽阔，方言差异很大，但汉字能够超越方言差异，发挥了沟通信息、联通人心、汇通文化的功能。几千年来，汉字体系前后相继，未曾断裂，从以甲骨文为代表的古文字到计算机处理的现代汉字，其方块样态、线条构形、表意原理一脉相通，一以贯之的汉字系统，为中华文化代代传承创造了稳定性条件。

——摘编自刘翠霞《汉字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纽带》

材料二   15世纪晚期，印刷术的兴起便教士与学者失去了对文化知识的独占权。更为重要的是，使英文版《圣经》价格更低廉，从而推动了民族语言的大众化和标准化。1536年，英王亨利八世颁行的将英格兰与威尔士合并的《统一法案》中强调，各级司法官员必须保证在法庭上使用英语。17世纪初，詹姆斯一世强调用英语把英格兰与苏格兰联合起来。18世纪，随着工商业发展，苏格兰人更加意识到，善用标准流利的英语写作和交流，能给自身经营活动带来更大好处。在威尔士，人们发现学习英语是摆腿经济和社会地位相对弱势的重要逢径。进入9世纪，实大在成在南等教育中的普及程度明显提高。

《统治吧，不列颊尼亚！》是皇家海军军歌，出自18世纪苏格诗人之手。歌词中饱含了辉格党的理念，即我们是苏格兰人和英格兰人融合成的不列颠人，属于同一个国家，享有同等的权益和自由。至19世纪初，《爱丁堡评论》成为英语世界最有影响的政治读物，编辑们力图让读者感到这份出版物拥有不列颠国家文化意识，传达的是一种高度的国家使命感。

——摘编自张炜《英语与近代不列颠国家的身份认同》等

材料一   1950年，我从山西农村来到上海，进入一个公私合营的小厂当工人，以忘我的劳动精神投入到轰轰烈烈的生产建设中，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并在1954年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也就是在那一年，由于我读过小学，有一定文化基础，经过严格选拔考试，我进入了上海市工农速成学校。进入“速成中学”的学生年龄偏大，学习基础较差，需要加倍努力克服许多困难才能完成艰巨的学习任务。我一直默默坚持着，常常在教室学习到很晚。1958年，从“速成中学”毕业时，我作为优秀毕业生经组织推荐直接进入大学接受教育。班主任找我谈话说，北京大学等几所大学都有意录取你，这些院校对学习成绩、政治条件等方面要求都很高。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北京大学。

——摘编自解义荣《难忘“上海工农速成中学”》

材料二     将工农出身的干部、优秀产业工人、劳动模范培养成工农知识分子，是党和国家人才计划的重要方针政策、时代的必然产物。工农速成中学的创办受到了工农阶层的热烈响应，一批渴望知识的工农学员在这里学习文化，进入高等学校深造是他们学习的强大动力，学员们拼命学习、提升政治素养，夜以继日地补充知识。工农速成中学改变了这些工农学员的人生轨迹，“农民的儿子上大学”成为了可能；一些没有进入高等院校深造的学生，在工作中也感受到了知识的作用。工农速成中学的创办既是一项文化政策，从本质上更是一项政治政策的落实。从1951年到1955年这5年中培养了数万名工农干部和产业工人，走进大学的工农学员，也完成了工农知识分子的蜕变，增加了高等院校的工农成份。

——摘编自龚晓蕾《建国初期工农知识分子的塑造与形成》

材料一   宋代是我国书籍刊刻产业空前发达的时期，史谓“书籍之有雕版，肇自隋时，行于唐世，扩于五代，精于宋人”。在宋代统治阶级治国方针的指导下，“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整个社会读书之风盛行。宋代史学、金石学等学术活动和宋词、评话等文学创作空前活跃，因此刊刻学术著作和诗文集的人很多，文化的繁荣大大地促进了图书编辑出版事业的发展。宋朝的皇帝都极其注意对图书的收集典藏和整理，《太平广记》《册府元龟》）就是在太宗、真宗的主持下编篆刻印的。宋代书商刻印发行的图书种类繁多、数量巨大，包括儒家经典著作、科考程文、生活用书等，几乎涵盖了中国古代所有的图书门类，满足了宋代不同社会阶层的阅读旨趣和购书需求，在中国出版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

——摘编自卢厚杰《宋代书商市场意识述略》

材料二   报纸“广而告之”的宣传效果被国人共知是有一个过程的，20世纪初，洋货充斥于中国市场，受到洋商靠广告推销货物的启发，以报纸广告作为商战的利器，华商吹响了国货与洋货角逐的号角。清朝末年受外力的影响，重商思潮“第一次被社会普遍认为是国计民生的根本所在”。清政府颁布了《商律》《商标注册试办章程》等，以维护商人的合法权益。这一时期商业教育受到人们的重视，各地职业学校相继创办，有识之士也纷纷在商科教育中，增设广告学课程。一批最早出国学习或经营实业的有识之士纷纷将国外的译著或广告技艺介绍到中国，这些对于国人广告观念的觉醒有着重要的引导和推动作用。“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审时度势的华商积极利用这一高涨的社会情绪，用“中国人请用国货”等口号在社会各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国货运动。“广告者，乃攻城掠地之工具也。盖商人以诚信为壁垒，以广告为战具，广告精良，犹战具之犀利也。”

——摘编自杜艳艳《中国近代华商广告观念的变革及动因》

材料   2005年4月19日，全球逾10万人参加了一项名为“物理照亮世界”的“光束传递”活动，纪念爱因斯坦逝世50周年。中国和美国各大报纸评论了这一活动。

——摘编自《新闻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