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新兴的知识分子阶层作为一支独立的社会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在这场伟大而深刻的变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是充当了变革的舆论制造者和鼓吹者，二是充当了变革的设计者，三是充当了变革的实践者，四是充当了文化的传承者和创造者。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

材料二   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燔诗书而明法令……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

——《史记·商君列传》

材料一   新中国建立之初，党中央就明确了普及小学教育的目标。为此，1952年，教育部提出，根据实际需要，可以举办季节性小学或设早班和晚班，以广泛吸收工农子女入学；各地还可举办半日制和巡回制的小学，以便于人口分散地区的儿童入学。“今后几年内发展小学教育的方针是政府有计划地增设公立小学，同时允许群众在完全自愿的基础上出钱出力有条件地发展民办小学”。1953年，教育部又提出：“在工矿区、城市、少数民族地区适当地发展公立小学，农村提倡民办小学（包括完全小学）”，除举办集中的正规小学外，还可以办分散的不正规的小学。到1957年，全国小学校数量达到54.73万所，在校生6428.3万人，分别比1952年增加了3.85%，25.9%。

——摘编自王慧、梁雯娟《新中国普及义务教育政策的沿革与反思》

材料二   1953年，我国建立了中等专业教育制度和技工教育制度。1954年，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教育部门管理应当首先集中力量发展和改进高等教育。随后，我国通过院系调整、强化工科、大批院校归专业部门管理等措施，把普通高等教育体系改造为高等职业教育体系。通过院系调整，中国综合性大学的数目大幅度减少，单科院校尤其是工科院校的数量大幅度上升。据统计，1947年，全国有综合性大学55所、工科院校18所，到1957年综合性大学减少到17所，工科院校则增加到44所，在专业的设置上，工科专业的比重急剧上升，文、法、商等专业的比重急剧下降。1947年，文、法、商科在校大学生的占比47.6%，1957年则降至9.6%。1953年，在总数为215种专业目录中，工科占107种，而文科仅占19种。

——摘编自周光礼《国家工业化与现代职业教育——高等教育与社会经济的耦合分析》

材料一：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主干，其重要组成部分民本思想，既是对周公“保民”思想的继承发展，又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反映。“以民为本”是先秦儒家民本思想的核心理念，主张民为国 本、立君为民和政在养民；其“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等主张深深地影响着历代统治者，使民为国本 的观念深入人心；但就其实质而言，先秦儒家民本思想是统治阶级的一种统治手段，只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底层老百姓的处境，为人民争取了利益，迫使统治阶级不敢过分剥削人民。其理论的深刻 性和实践的高效性深深地影响了后来儒家民本思想的发展；即使今天，先秦民本思维、政治主张仍 展现出其强烈的现实意义，特别是在弘扬传统优秀文化和党提出“执政为民”“以人为本”的当代，先秦儒家民本思想精华为中国民主发展提供了动力。

——摘编自《先秦儒家民本思想和西方人本主义比较研究》

材料二：毛泽东站在历史唯物论的理论高度，全面论证人民群众对历史发展的伟大作用的基础 上，进一步阐述了尊重群众、服务群众和关心群众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 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 ……为最高标准”,把群众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把群众看作是我党排除艰难险阻克敌制胜的法宝和根本保证，从而使传统的民本观发生质变，升华为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而且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彻底地付诸实践。国家真正以民为本，老百姓 真正成为社会的主人，使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在新中国变成了现实。

——摘编自蒋秀碧《毛泽东的群众观和古代的民本思想》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首提共同富裕概念，成为凝练“共同富裕”简明概念的第一人。1953年12月，毛泽东在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中，对共富共享进行了大道至简的表述：“党在农村中工作的最根本的任务，就是要善于用明白易懂而为农民所   能够接受的道理和办法去教育和促进农民群众逐步联合组织起来，……并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他认为，富裕和社会主义就是一个东西，实现共同富裕和实现社会主义就是为了同一个目标奋斗。“我们还是一个农业国，在农业国的基础上， 是谈不上什么强的，也谈不上什么富的”。

——摘编自《全面准确把握共同富裕的意义价值和科学内涵》

儒学乃中国传统文化之主脉，在历史长河中儒学不断地在发展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

材料一 董仲舒对策贤良，请表章（彰）六经，罢黜百家，凡非在六艺之科者绝勿进，自兹以往，儒学之尊，迪绝百流。遂乃兴学校，置博士。……二千年来国教之局，乃始定矣。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

材料二 理学家面对传统佛道的挑战，选择了担当精神，胸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语）的学术使命，建构了“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清人全祖望语）的理学思想体系。宋明理学家深沉的忧患意识，孕育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语）的担当精神。……宋明理学强调的精神价值与道德理想，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文化脊梁。

——周建标《宋明理学中的积极精神及意义》

材料三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认为“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黄宗羲在《原君》中宣称皇帝乃是“天下之大害”；顾炎武在《亭林文集》卷四中提出“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三大思想家的政治思想在本质上仍是儒家的模式，但是在这一模式内部注入了时代的气息，是传统与时代、先验与经验的结合。

——黄晓军《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的政治思想》

材料一 《易经）有“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说法。“变通久”的思想代代相传，每当社会环境激变之时，它便结合时代的需要突显出来。近代较早提出“变局”思想的是黄遵宪、丁日昌、郭嵩焘、李鸿章等人，有学者统计，1861——1900 年间，意识到并深深优虑于“变局”的人不少于 37 位，虽则 37 人成不了思想主流，但这毕竟是一股不可小视的思想启蒙力量。主张变局论的士大夫纷纷认识到中国正处于深刻的内外危机和前所未有的时局变化之中，提出了相应的应对策略，倡导在改革中寻求出路。

——摘编自杨宁一《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

材料二 五四运动之后，中国从技术到政治再到伦理问题层层递进，达到了“吾人最后之觉悟”；从鸦片战争时期少数先驱者个体觉醒，到甲午战败后士大夫阶层“具有群体意义的觉醒”，再发展到五四时期实现“全面觉醒”，从近代初期少数先驱者的被动惊醒，发展到五四时期对民族命运的自觉反省与对唤醒民众使命的自觉承担。时人对“觉悟”的定义包括：启蒙者的主动“自觉”与启蒙者唤起工农的“人人觉悟””、“科学（学术）觉悟”、“政治的觉悟”与“伦理的觉悟”，对外不许列强侵害主权的民族主义觉悟与对内不许军阀把持政权的民主主义觉语、个体意识的觉语与群体意识的觉悟，从一般倡导“国民觉悟"到重点启发“阶级觉悟”，通过创办报刊进行启蒙宣传是五四思想家非常重视的传播渠道、觉悟途径，如《民国日报·觉悟》等报刊在实现“第一次全面觉醒”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摘编自俞祖华《中华民族“全面觉醒”的开启—五四启蒙运动中的“觉悟”话语》

材料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清醒认识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得出的科学结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问题，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是把党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中所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加以科学总结和概括，使之上升为理论；就是使马克思主义成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

——摘编自田克勤主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概论》

材料一   程颢、程颐创立了“性即理”的理学唯心主义国家哲学，具有封建伦理纲常，要求人们“去人欲”，维护和身体力行三纲五常，不要犯上作乱，才能“存天理”。之后，朱熹构建的以儒学纲常名教为核心的庞大唯心主义国家哲学体系更加理论化系统化，其地位几近孔子。元、明、清三代统治者把发挥孔孟之道的宋代程朱理学钦定为国家哲学。

——摘编自于今《国家哲学与社会主义国家哲学的理论概述》

材料二   由于朱熹的崇高地位，他的思想成了宋以后中国后期社会的主流意识，理性主义成了中国文化的基干……使中国文化呈现理性、现实、乐观、不迷狂、不暴戾等特点。这些特点对于我们树立良好的心态达观地面对当下，理性地处理现实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有积极影响。

——张学智《宋明理学的基本特征与思想精华》

材料三   近代工业分工及劳资矛盾带来的“异化”现象使人与世界的关系陷于全面的紧张与冲突，科技主义对自然的无限度征夺破坏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平衡和谐，而当代存在主义“他人即地狱”的说法，又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得过于阴暗与狭窄；这一切都给当代人类社会的基本关系笼罩了浓重的阴影。而宋明理学人格美育思想所崇尚的“浑然与天为一”的宇宙境界、“性帅天地”的宇宙意识、“民胞物与”的宇宙情怀，有助于当代人类保持更宽阔的胸怀和高远的境界，更好地协调人际关系和天人关系。

——潘立勇《宋明理学的人格美育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材料一   自强，是中国古有的概念。但在19世纪60年代，这一概念已被赋予新的意义。……其实，那个时候，自强一词应有两重含义。一就阶级意义言，它所寻求的是在农民战争打击面前王朝的自我振兴；二就民族意义言，它所寻求的是：在外国侵略面前，中国的自我图强。

——陈旭麓《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

材料二   自1840年以来，各时代思想特征虽十分不同，流派分立，各具理说，个别概念之琐屑，复不可胜计。而最基本之原始动力则是完全一致的。

——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

材料三   学习和创新有机结合中共堪称典范。当代学者罗燕明系统论述了《共产党宣言》与中国的三次结合，他指出……第二次结合发生在建党以后的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表现为《共产党宣言》的阶级斗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的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第一次飞跃。第三次结合发生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表现为生产力观点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的结合，这次结合完成了历史主题的转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第二次飞跃。

——李军林《（共产党宣言）在中国：十年研究述评》

材料一   在宋代，士庶服饰的儒雅化体现在服饰领域的各个方面。以头巾为例，头巾是宋代文人士大夫的至爱，往往能显其风雅之情趣。尤其是以某一名士所戴头巾命名者，更是风行于世。如程子巾——相传宋代理学创立人程颢曾戴此巾，故名……宋代士大夫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将浓郁的文化意识带进服饰天地，如林景熙诗曰：“爆竹声残事事新，独怜临镜尚儒巾。”在《历代名臣像》中岳飞就是头束幅巾、身着圆领襕衫的儒将形象。因此所谓“儒将”和“儒帅”，便成为宋人品藻军事将帅的一种审美风范。

——摘编自竺小恩《论宋代服饰文化的儒雅化趋向》

材料二   1912年4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参议院解职辞中说：“又凡政治、法律、风俗、民智种种之事业，均须改良进步，（中国）始能与世界竞争。”惟其如此，辛亥革命后的改革社会风习之举，对于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就具有不可以区区视之的意义。民国初年，有人在《时报》上发表了以《新陈代谢》为题的文章，其中写道：……新礼服兴，翎顶补服灭；剪发兴，辫子灭；盘云髻兴，堕马髻灭；爱国帽兴，瓜皮帽灭；爱华兜兴，女兜灭；天足兴，纤足灭；放足鞋兴，菱鞋灭；……

——摘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