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到公元前6世纪，在中国和希腊都开始出现了哲学家。在此以前，中国已有《尚书》《诗经》，希腊已有《伊里亚特》《奥德赛》等等，它们都在不同的程度上为古代哲人们提供了思考的资料。在古代希腊，原有祭神求福的传统，但哲学家出现以后，他们开始思考世界“始基”是什么的问题、并且试图以某种物质作为“始基”来解释世界。在古代中国，也长期有祭神求福的传统，可是在西周时期就开始有了对天将信将疑的思想倾向。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重人事而不重天，这都反映了一种人在自然关系上的某种精神觉醒。在古代希腊，许多哲学家都讨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等书都是集中讨论这一问题的著作。在古代中国，也有孔子主张爱有等差的“仁”，墨子主张爱无区别的“兼爱”等等，不同的学派都为自己的主张作了论证，处于争鸣的状态中。古代希腊和中国的哲学家们当然不可能解决人与人的关系上的认识问题，他们能对此有所反省，提出问题，并试图提出自己的见解，这就是一种精神的觉醒了。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古代史·上卷》

材料一   古代中国人一直推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将国置于个人和天下间的位置，在国之上还有天下。传统的中国是一个王朝接连一个王朝的延续，虽然随着一个王朝的毁灭，另一个新王朝开始建立，但是中国传统的文化并没有覆灭，而是一直传承下来，以致于后来的我们一直喜欢向别的国家展现我们悠久的历史，喜欢以“天朝大国”的形象自居。传统中国没有用法律来规定自己的领土范围，更多的是一种模糊的界定，与臣服于自己的周边国家的关系更像是一种伦理似的关系。

——摘编自田庆建《近代中国国家观念的变化研究》

材料二   1840年后，林则徐等把视野从“皇朝”拓展至“海国”，通过编纂书籍比较系统地介绍了世界各国的状况，客观上表达了一种新的世界观念。19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的议会制度、民权平等思想的传入，无形中构成对传统观念的挑战，尤其是国际公法的输入，不仅帮助国人认清列国并立的国际态势，也使废除领事裁判权、取消不平等条约的呼声此起彼伏。戊戌变法时期，维新志士在谋求国家变制的过程中不仅提出“国地”“国权”“国民”的理念，还发出“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的呐喊。20世纪初，孙中山则在“三民主义”的指导下，完整地提出建设民族国家、国民国家和社会国家的构想，代表了当时先进中国人国家观念的最高水平。

——摘编自李华兴 张元隆《中国近代国家观念转型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