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北魏孝文帝特别注重祭礼和婚礼。他把祭丧之礼提高到“劝孝为立教之本”的高度，通过立法矫正鲜卑贱老的旧俗，在人们心中熔铸新的伦理道德。孝文帝太和七年（483年），颁布诏令强调婚姻“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夫妇既亲，然后父子君臣。礼义忠孝，于斯备矣”。孝文帝以儒家“明德、慎罚”的刑罚观为据，经常躬自断狱。孝文帝于太和元年至太和五年（477〜481年）、十六年至十八年（492〜494年）两次组织修律，亲自下笔定流徙限制，又屡诏改善狱政，限制枷杖，要求解决案件积压问题。他择人不拘出身和地域，为修律广罗人才，法制改革收到取精用宏之效。孝文帝深知吏治好坏乃兴废之所由，于太和八年（484年）制定班禄制，同时降低计赃处死标准。“枉法十匹，义赃二百匹大辟”改为“义赃一匹，枉法无多少皆死”。为释滞时务，提高行政效率，太和十七年（493年）和二十三年（499年）定官制，两颁《职员令》，制定两令“远依旧籍魏晋，近采时宜南朝”，对百官职权和活动准则作出量和质的规定。

——摘编自邓奕琦《论北魏孝文帝的法制改革》

材料 北宋店宅务，是国家行政机关之一，负责管理和维修国有房产，并向租住公房的人收取租金。当时京城及各州县均设有店宅务。京师店宅务，先隶三司，后改隶太府寺，设有“监官四人、专副四人、勾当官二人”；另有“掠房钱亲事官”各四五十名，负责招租、收租；又有“修造指挥（维修工）”各五百人。大中祥符八年（1015），朝廷颁布法令：“市中（失火）延燔官舍，其修盖讫移居者，免僦（租赁）居二十日。应僦官舍居赋直十五钱者，每正（元旦）、至（冬至）、寒食，免三日之直”。天圣三年（1025），京城店宅务辖下的公租房为26100间，当年的租金收入为134629贯，平均每间房屋的年租金5贯多一点，月租为400多文钱（大致是市井平民收入的十分之一）。

——摘编自吴钩著《宋潮：变革中的大宋文明》

材料   从唐玄宗天宝年间后，“天子佚乐，而用不知节”,大地主官僚又大肆兼并土地,公元755年的叛乱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局面。地方上诸侯藩镇割据一方,不供贡赋。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唐中叶开展了盐业改革。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刘晏出任盐铁使,继续进行这一改革。刘晏对国营盐业政策进行了某些调整。他认识到盐利收入丰厚,但置吏太多,“盐吏多则州县扰”，因此他“但于出盐之乡置盐官……自余州县不复置官”;刘晏对之前的专卖政策进行了改革,将官运官销予以废除,创立了民制官收、商运商销的通商法。当时商人过境,各级地方机构都要加税,这属于法外苛征,增加了商人的负担,刘晏奏请罢之。“诸道加榷盐钱,商人舟所过有税。晏奏罢州县率税，禁堰埭邀以利者。”他在各地设置了“常平盐仓”，贮存官盐。

——据马涛、周原《唐中叶刘晏理财与两税法改革的再评价》整理

材料   北宋庆历年间，“西师未解，契丹初复旧约，京东西盗贼蜂起，国用不给”。范冲淹上奏《答手诏条陈十事》，后被宋仁宗采纳，新政陆续推行。新政内容主要涉及改革官员升迁办法，加强对官员的考核，裁撤不称职官员；禁止权贵子弟未经考试而获得官职，限制“恩荫”人数等。对于地方官，给足“职田”，使之丰足，藉以“责其廉节”，以“正纲纪，去疾苦，救生民”。改变朝令夕改的旧习，慎重立法，执法必严。依照唐朝府兵制，京师先招募卫士五万人，“一时教战”，“以助正兵”，同时使之“三时务农”，由此“大省给赡之费”。提出厚农桑、减摇役，以“寇盗自息，祸乱不兴”。另外大力提倡乡村设置“祠堂”“义庄”“族产”“族规”“乡约”，以济乡民。庆历新政随后因遭到权贵的反对和宋仁宗的动摇而以失败告终。

——摘编自朱瑞熙《北宋范仲淹“庆历新政”》

7 . 材料       六世纪末，隋文帝先后在经济制度上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开皇元年（公元 581 年），朝廷规 定“除入市之税，罢酒坊，通盐池盐井与百姓共之，铸五铢钱，统一市斗市尺，所在流布，百姓便之。”在农业发展方面，开皇三年，行均田令，“丁男永业露田，皆遵后齐之制”，又改 21 岁为入丁，缩短丁男受田时间，扩增受田人员。同年为了减轻赋税，令“受田农民，一夫一妇，每年纳租粟三 石、调绢二丈”。九年，诏“河北河东田租，三分减一，兵减半”。十年，认为“宇内无事，益宽徭赋”。 为打击豪强庇护，将民户划为上中下三等，依次序而少税，注册造籍。下户尽“蒙减税之征，愿意 脱离豪强户籍，为编户，奉公上。”在社会救济方面，令诸州百姓及军队，共立义仓。收获之日， 出粟及麦，于当社造仓窖贮之。当有饥馑者，即以此谷赈给。后人唐代杜佑赞扬“隋代资储遍天下， 近代以来未之有”。

——摘编自赵昭《隋文帝的经济改革及其历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