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汉初，高祖刘邦鉴于“亡秦孤立之败”，于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余邑，尊王子弟大启九国”，形成了中央政府与分封诸侯之间本弱末强、尾大不掉的政治态势。文帝时，贾谊上《治安策》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建议，后为文帝采纳，分齐地为六国，分淮南王地为三国。景帝即位后，晁错力主“削藩”：“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其反迟，祸大。”景帝采纳晁错建议，以各种罪名先后削去楚王戊的东海郡，赵王遂的常山郡和胶西王的6个县。景帝三年，吴王刘濞、楚王刘戊等七国诸侯王相互勾结，以清君侧为借口，公开举兵叛乱。景帝因听信袁盎进言，误杀了晁错。三个月后，七国叛乱平定。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为挽救日益衰败的农村现状，乡村复兴从口号变为社会实践运动。以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为代表的知识精英在各地创建县政建设试验区，率先进行乡村建设的试验。在试验区，乡建领导者加强乡村小学和成人学校的建设，改革教材、完善学制、改进教育行政管理工作。经济上，改良和推广优良品种，防治病虫害，并成立借贷处和信用合作社，向农民发放贷款，以解决农民生产生活的困难。根据国民政府有关自治事务的规定，不少实验区开展调查户口、整顿税收、成立民团或警察局、组建自治团体等工作。乡村建设虽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但总体上却出现了“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的局面。

——摘编自王建朗黄克武《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民国卷（下）》

材料   甲午战争以后，改革科举考试内容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提出了较为详尽的改革意见。他主张考试分三场进行，第一场考中学经济，内容包括中国史事、本朝政治论等；第二场考西学经济，内容包括各国地理、官制、学校、财赋、兵制、商务及格致制造、声、光、化、电等；第三场考四书文两篇，五经文一篇。并规定每场的录取名额，第一场允许参试的人数为拟录取人数的十倍；第二场，允许参试的人数为拟录取人数的三倍；第三场时名额没有具体限制，凡中试者均录取，不取者罢归，第一场考试合格者方准参加第二场考试，第二场考试合格者方准参加第三场考试。张之洞认为这样做可以“先博后约，随场去取”，即首场先取博学，二场于博学中求通才，三场于通才中求纯正。张之洞还主张凡京官考试，诗赋、小楷与时文应一并扫除。其后不久，张之洞改革科举内容方案，得到清政府的首肯并命礼部详议条目，立即通行各省。

——摘编自黄新宪《张之洞与晚清科举考试制度的改革及废止》

6 . 材料1927年，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作出决议，全国各县一律实行县长制，县政府和县长分别代替县公署和县知事。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公布《县组织法》。1929年，国民政府重新修订《县组织法》，强调：“吾人今后必须矫正从前重省轻县之传统观念，而易以总理重县轻省之新观念。总理于民权主义与建国大纲中，汇精聚神，唯在直接民权对于县自治之实际行使。由此可知，县自治者，实三民主义之基本知识。”被任命为县长之官员，应先试署一年，考核成绩优良者予以实授，以三年为一任，期满成绩优良者可以连任或升迁。但在实施过程中，如1930～1934年的福建更动县长289人，最短的任期只有4天。规定考试应成为县长任用的主要途径，但据1932年内政部统计，各省通过考试取得县长职位的比例最高的是安徽，但也仅有17.6％。蒋介石也承认：“县为执行一切政令之中坚，其重要如此，而行政经费之微薄又如彼，实无从充实组织，延揽人才。”事实上，无论是地方自治的推行，抑或省、县行政结构的建立，国民政府只能在无情的现实面前屡屡碰壁。

——摘编自李新总编《中华民国史》（第七卷）

材料 隋朝建立伊始，户籍极为混乱，一方面存在“诈老诈小，规免租赋”的现象；另一方面存在强宗大族荫庇户口的现象，重整户籍制度便成为当务之急。首先整顿地方基层组织，设保、里、党，由里正、党长负责检查户口，进行户籍整理。以北齐、北周旧制为基础，制订户籍新法，把人口按照年龄区分为：黄——3岁以下；小——3～10岁；中——10～17岁（以后改为10～20岁）；丁——18～60岁（以后改为21～60岁）；老——60岁以上。在这些年龄段中，最重要的无疑是“丁”，即成年劳动力，国家赋役的承担者。有家室的丁男，每年服徭役二十日，缴纳租粟三石、调绢二丈、绵三两。为了防止户籍年龄上的弄虚作假，州县官吏必须经常检查户口，称为“大索貌阅”。地方官每年要亲自实地查验户口、年龄、疾状（健康状况），称为貌阅（或称貌定、团貌），就是亲自察看一下人口的相貌，将逃避徭役租调的“诈老诈小”者清查出来。

——摘编自焚树志著《国史十六讲》

材料   努尔哈赤晚年，后金政权面临明朝、漠南蒙古、朝鲜李氏政权的严重威胁，内部满汉分离、社会秩序混乱、君权受到其他贝勒牵制等一系列问题。皇太极即位后，毅然说服众贝勒，提出了“治国之要，莫先安民”的方针，强调满、蒙、汉人之间的关系就像五味，“调剂贵得其宜”。他对汉族民众政策作出调整：汉人壮丁，分屯别居；汉族降人，编为民户；善待逃犯，放宽惩治。同时，皇太极不失时机地大力推行优礼汉官的政策，将归降的汉官给予田地、马匹等赏赐，并委任官职。皇太极即位之初，按照努尔哈赤生前规定，采取四大贝勒按月轮值，共同掌管国家机务，皇太极的实际权力并不大。1626年九月开始，皇太极增设了总管旗务“八大臣”和佐管旗务“十六大臣”，有的与诸贝勒坐在一起“共议国事”，有的直接参与“佐理国政”，有的专门负责“出兵驻防”，稀释了三大贝勒的权势。

——摘编自杨新刚《大清风云——皇太极》

材料   唐玄宗以前，政府对盐业产销并未实行龚断性的禁榷制度，安史之乱爆发后，平原太守颜真卿为筹措军费对抗叛军，“以钱收景城郡盐，沿河置场，令诸郡略定一价，节级相输，军用遂赡”，实施榷盐制度。唐肃宗时，第五琦出任盐铁转运使，沿用汉代的盐业专卖法，在生产、统购、销售等方面设置监、院等政府机构，运用国家政权统购亭户折纳租庸之外的全部产盐，加以榷价后再由政府有关部门运输销售，不许盐业私营。此后，禁榷范围扩大到茶、酒、铁、锡、铜等重要领域。唐武宗时期，在《禁园户盗卖私茶奏》《禁商人盗贩私茶奏》等规定的基础上制定了榷茶法，对茶叶实行周密的管理制度，垄断经营，以解决财政危机。

——摘编自刘玉峰《唐代禁榷制度的发展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