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两千年间，行政区划的置废分合过程是不断发生的，不但无年不有，几至无月不有。不过同时设置许多政区的现象不多，而一次性并省大量政区的情况却是常有之事。一般情况下，新政区的设置多是随着经济的稳步增长、人口的逐渐增加而从容进行的。在短时间内，有大量政区同时建立，如秦始皇三十三年，在今宁夏一带的黄河一线，一次就设置四十四县；汉武帝元鼎六年起，“连兵三岁，诛羌，灭南越，番禺（今广州）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又如汉高祖刘邦建立汉朝以后，六年之间封侯143人，意味着设置143个侯国，这些侯国少数以一个整县置，大部分是从秦代旧县划出部分地而设立。这说明汉初短短几年之内，就至少增加100多个县级政区的建置；再如隋后期原有郡190个，隋末天下大乱，群雄竞逐，李唐为了壮大势力，招降纳叛，凡是表示归附者，都给予州刺史的名号，因而大量“权置州郡”，一时间，州数膨胀到五六百之多。但是出于一时的政治需要者，往往不能持久，西汉初年所封列侯，到中期已所剩无几，汉武帝元鼎五年一次就免侯削爵106人，意味着撤销106个侯国的建置。

——摘编自周振鹤著《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

材料一   北宋因大力强化征调体系开拓工商业财源，整顿两税收入，财政汲取能力较唐代大为提高。尽管北宋实行募兵制，财政支出远超唐代，但仍得以较好地维持了军费、官俸等财政支出，保障了国家机器的顺利运行。同时，北宋以更为周密和积极的财政举措在社会治理方面建立了多项新机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与之相伴的是地方财政压力和民众赋税负担不断加重。在北宋前期，军队和官僚数量尚未膨胀，财政征收及中央对地方财权的收夺尚不严苛。但北宋后期，收夺地方财权的手段－无额上供钱、经制钱及各种封桩钱花样迭出，地方财政日陷窘境。这种趋势从北宋后期到南宋不断加重，最终虽不至于如朱熹所说路州都明谕下级“不必留心民事，惟务催督财赋”，但地方财力的确在不断弱化。

——摘编自黄纯艳《北宋财政能力与国家治理》

材料二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决定统一国家的财政经济工作。这次统一财经工作，主要是在财政、金融、国有企业的管理等方面将过去一些地方权力收归中央。统一财经的主要内容为：在财政收支方面，实行统收统支，将财权集中于中央；在商业贸易方面，规定各地国有贸易机关及企业的业务范围和物资调动，使其均由中央贸易部统一指挥；在工业方面，将国家所有企业，按重要程度及规模大小，分三种办法管理；在金融方面，指定中国人民银行为国家金融管理和调度总机构，中国人民银行除对外汇实行统一管理外，还对所属分支机构及其他国家专业银行的存贷负有指导监督责任。1951年5月，政务院发出《关于划分中央与地方在财政经济工作上管理职权的决定》及《关于1951年度财政收支系统划分的决定》国营工业生产建设的决定》等文件，重新划分了中央与地方的经济权限。

——摘编自武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

材料   察举制在建立之初，大致是以“举荐”为主要选拔方式，以“贤良方正”“孝廉”作为名目，显示了“以德取人”的政治意图。东汉初年，光武帝曾规定：在察举秀才、孝廉时，州郡长官必须先给予候选人以一定职事，叫做“授试以职”。和帝永元年间，曾改变以往州郡举荐一律两人的情况，规定“二十万岁举一人”，“四十万二人”，“不满二十万二岁一人，不满十万三岁一人”。后来因为边疆地区户口少赋役重的情况，“其令缘边郡口十万以上岁举孝廉一人，不满十万二岁举一人”。到了顺帝阳嘉年间，尚书令左雄改革孝廉察举，其措施是：由三公府对郡国孝廉进行分科考试，“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

——摘编自阎步克《察举制度的变迁》等

材料   黄河文明是人类文明史上最重要的大河文明或农业文明之一。其古老而绵延不绝的生命力、求新求变的文化精神，使它在人类古文明史的比较中独树一帜，分外靓丽。黄河文明的变革精神，深深影响了中国政治文明的进程及其特点。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内的变法运动，大都继承这样清晰的变革思想，以支撑了长达数百年的变法运动，终于把行之千余年的贵族制推进到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此后，中国的政治体制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不管是官僚制度，还是经济制度、选官制度、文化思想等等各个方面，从秦到清发展变化的脉络也清晰可循。古代中国正是在平原流域等地丰厚的土壤条件上，创造了各种政治制度，更是创造了直接影响西方政治进程的四大发明。中国在长达千余年的时间里毫无争议地走在世界前列。

——摘编自李振宏《谈黄河文明的变革精神》

材料一   卫所是明朝主要的军事制度，明朝建国之初，在军队编制上，自京师至地方皆立卫、所。……卫军寓兵于农，守屯结合，军户世袭。明中期以后，国家承平渐久，卫所屯政日弛，其屯田多为内监军官占夺，法尽坏。……顺治初年，清朝统治者对明代卫所制度进行了改造和调整，顺治、康熙与雍正之后，屯卫之兵，屡经裁汰，卫所亦多归并于州县。与此同时，卫官大量裁汰，屯丁改为民籍，屯田按民地起科。……宣统三年，天下卫所始尽裁矣。至此，卫所制度彻底消失，化作历史陈迹。

——摘编自杨晨宇《清代卫所裁并总论》

材料二   “凡直省形胜要地，以次分遣八旗兵驻守，其绿旗官兵复随都邑之大小远近，列汛分营”，同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基本上没有边患，整个国家的军事战略中心呈内向型，其兵力布置亦是偏重于内地，所以不再“寄（卫所）以防守之责”。

——摘编自永璇等《清朝文献通考》

材料一在分封制度下，各诸侯国和大夫在其采邑内都自行其是。秦统一六国以前，宰相的权力只局限在他所处的宫廷内部，极为有限。但在中央集权建立以后，各地官吏统归皇帝任命及宰相直接管理，皇帝与宰相之间的互动就对整个国家就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君权与相权就成了中国古代两千年来政治生活的中心所在。秦朝是中央集权称县制的草创时期，关于君权与相权如何平衡、各管什么，没有明确的规章条文。到了汉初，宰相往往都可任职到离世，临终前皇帝还会征求宰相对皇位接替者的意见。而汉武帝即位后，宰相就像走马灯一样：第一年卫缩，第二年案婴，第三年许昌。破坏宰相终身制无疑加强了皇帝对宰相的支配权，等于宣示相权来自皇权。宰相逐渐降格为执行皇帝旨意的幕僚长，很难发挥对皇权的牵制和约束作用。这还不够，为了进一步侵夺相权、强化皇权，汉武帝还开始设立内朝来与外廷对抗。

——摘编自夏凡《镜子里的中国：三千七百年中华文明的历史与现实》

材料二明太祖朱元璋建国后，认为单个宰相也好，集体宰相也好，再怎么制约，相权也都会对皇权形成制约。因此，朱元璋采取的做法是废相。废相以后，朱元璋直接指挥六部，自己决策，自己监督，自己搜集反馈，自己指挥所有的系统。如果朱元璋和他的子孙们一直这么干下去，也许政治制度史上皇权和相权的矛盾就永久解决了。遗憾的是，皇帝不可能直接指挥整个政治体制。朱元璋在实践中也不得不借助自己的顾问班子，即后来的“内阁”。在朱元璋统治期间，“内阁”的工作局限在提炼奏章内容和简单地处理文字方面，但朱元璋的后代没有他那样的精力和工作热情，甚至连奏章都懒得看，越来越依赖内阁。

——摘编自张程《制度与人情：中国古代政治文化》

材料一 （唐）元和十年，宰相武元衡被杀，时任太子左赞善大夫的白居易上疏论其冤，请求尽快抓获凶手以雪其冤。但白居易此举触犯了“非谏职，不当先谏宜言事”的条令，因而被贬为江州司马。唐代的谏官均为实官，即使是荣誉性的散骑常侍，也以实职待之。官职从三品到八品，每个层面上的谏职互有侧重，相互配合，构成一个分工明确的责权体系。唐代谏官所用的谏纸是专用的，谏官令每月一上封事，指陈时政得失。若不举职事，当别有处分。

——摘编自《浅谈谏议制度》

材料二 唐代是诗歌的繁荣时期，诗歌数量众多，种类丰富。其中的讽喻诗具有明显的“谏言”性质。唐代文人不是在事后利用诗歌做一些亡羊补牢式的无力嘲弄，而是在事态萌发之前就能一针见血地指陈政治得失，几乎整个诗坛都弥漫着“经世致用”的风气。白居易曾说：“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要“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这正体现了唐代的诗歌风貌。

——程遂营《唐代文人的“言谏”与“诗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