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中国古代乡村治理是国家对地方进行管制的重要环节,其重要性无疑可以左右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基本轨迹,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统治者在乡村治理方面一直坚持“官民共治”的基本政策,即王权与族权的相互融合及博弈。国家依托乡村内部宗族,培养出一批委托管理人员并依此将“国家行政力量”深入农村。中国古代社会是通过强化宗法观念来实现对社会的管理和控制的,通过税收集中乡村社会资源,通过科举制将国家和乡村联结起来,使封建正统理论在教化中占绝对地位。
近代以来,传统乡村中的宗族势力开始衰弱,乡村绅士不断变化,村庄以往的风俗习惯难以应付愈加复杂的社会关系,国家势力开始广泛渗入村庄,知识分子也力求乡村重建,村庄被各种外来价值裹挟,逐渐形成嵌入性的乡村治理。以往基于村民生产生活形成的风俗习惯,难以在嵌入性乡村治理中发挥作用,而国家力量及知识分子对村庄重建的个人理念在乡村治理中则起到了重要作用。据统计,20世纪20年代末到20世纪30年代初,共有600多个学术团体和教育组织参与到乡村建设之中,建立了1000多个乡村试验区,梁漱溟、黄炎培等都是当时的典型代表。
——摘编自刘昂《中国乡村治理的三个阶段及其伦理特征》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的特点并对其进行简要评价。(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近代乡村治理形态发生变化的原因,并说明近代乡村建设试验的历史作用。
A.树立了周天子的权威 | B.加剧了诸侯间的争夺 |
C.有利周文化的传播 | D.增强了周王朝的实力 |
A.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 | B.旨在避免决策失误 |
C.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 | D.推进监察制度发展 |
A.民族交融 | B.文化认同 | C.政治延续 | D.疆域开拓 |
A.壮大反商同盟力量 | B.加强宗族内部团结 |
C.扩大周朝统治区域 | D.强化对诸侯的约束 |
材料一 唐朝建立之后,以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为基础,建立起国家的基本经济体系与制度。唐律中,对于基层组织负责户籍与人口控制的规定非常明确,若发生脱漏户口之类的事情,里正是要受到严厉惩罚的。均田制下的农民若在户口申报、农桑生产和完纳赋役等方面存在非法或违规的行为,首先要由乡村基层组织进行检察、核实、上报有司并加以纠正。此外,《唐律疏议》中可以见到较多关于里正负责催驱赋役的条款。如“依令凡差科,先富强后贫弱,先多丁后少丁”。差科赋役违法及不均平,则要处理各级责任人,包括里正在内的基层组织负责人,也难逃其咎。唐代法律还规定了乡村里正在农业生产组织方面的基本职责,主要包括确保土地还授能够正常进行,对生产过程予以强制干预。
——摘编自萧正洪《课植农桑:唐代乡村基层组织与农业生产》
材料二 明清时期,在王朝统一的职官体系中,对西南地区土司的衔号、等差均有详细规定,如清代“土官衔号,曰宣慰司,曰宣抚司,曰招讨司”。土司司治一般设在其辖区的核心地带,而且治所的地理空间有功能化分区。明代土司的家族墓地一般位于其司治老司城东南郊,宗教区在南部,大体上与“左祖右社”的传统礼制相符。弥西唐崖土司遗址以街暑区和牌坊为中心展开布局。司治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具有集权特征的王朝权力在民族地区的渗透和影响,它使得当地的社会治理具有一定的系统性、制度性特征。同时,土司制的治理方式或手段借助国家礼仪来增强土司在民众中的权威性与认同感。但土司主宰地方生杀予夺大权,以至于“土人知有土官,而不知有国法久矣”。
——摘编自岳小国《明清时期武陵土司地区的社会治理研究》
(1)根据材料一,概括唐代乡村基层组织的法定职责。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清时期西南地区土司制度的特征及影响。
A.突破了宰相对信息的垄断 | B.剥夺了三公九卿的行政权 |
C.利于弥补中枢决策的不足 | D.有助于朝堂议事的民主化 |
A.从郡国并行制到行省制 |
B.从血缘政治到官僚政治 |
C.从藩镇割据到重文轻武 |
D.从设立内阁到置军机处 |
A.形成了王与诸臣共治天下局面 | B.最高统治权未能实现高度集中 |
C.治国实践孕育着中央集权思想 | D.权力的分配向合理化方向发展 |
A.简中的文字是秦朝的官方书体 | B.汉代书法名家技艺高超 |
C.当时重视官吏的文书处理技能 | D.此时民间书信往来频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