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秦统一后，见于记载的相应官员有丞相隗林、丞相王绾、左丞相李斯、右丞相冯去疾等。丞相是朝廷首席文官，总理全国政务。太尉原称尉、国尉，是朝廷首席武官，是负责全国军事事务的最高长官。御史大夫地位略次于丞相，是负责监察的大臣，位列上卿。“三公”之下又有“九卿”，分工管理不同的政务部门。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秦汉魏晋南北朝》
材料二 隋时，三省的职掌尚没有明确的划分。直到太宗时，始告确定。以中书省制定法令，门下省审查法令，尚书省执行法令。但因权力的彻底分化……太宗为补救这个流弊，因而设“政事堂”，作为三省首长联席议政的机关。最初政事堂设在门下省，后来移到中书省，改称为“中书门下”。
——摘编自傅乐成《中国通史》
材料三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部分条款
第十六条中华民国之立法权以参议院行之。
第四十三条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均称为国务员。
第四十五条国务员于临时大总统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发布命令时须副署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指出秦朝中央官制的特点。
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唐太宗设立“政事堂”的原因。
(2)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确立的政体是什么？其目的何在？
材料一 元朔五年，武帝令各地诸侯王在封地之内分封弟子，由中央政府给予名号，划分全国为十三州，直接代表皇帝监察高官乃至诸侯王，采用逐步将外廷权力转移至内廷的方法，一切文书、奏章、政令一概由内廷官吏执掌。设置太学，学生学业完毕后，即派往各政府机构任事。在全国各地设盐官38处，铁官48处，均统归大司农管辖，直属中央政府。
——摘编自林永光《试论汉武帝的治国为政之道》
材料二 汉代由宰相一人掌握全国行政大权，而唐代则把相权分别操掌于几个部门，由许多人来共同负责，凡事经各部门之会议而决定。
——摘编自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材料三 元朝同宋一样，把地方分成路、府，州、县，而实际上元代的地方政权不交在地方，乃由中央派行中书省管理。行省长官是中央官而亲自降临到地方……所以行中书省正名定义，并不是地方政府，而只是流动的中央政府。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1)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材料一涉及的汉武帝治国举措。
(2)根据材料二，指出唐代所实行的政治制度，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这一制度在当时所起的作用。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行省制的历史作用。
材料一“公门有公，卿门有卿，贱有常辱，贵有常荣，赏不能劝其努力，罚亦不能戒其惰。”
——《礼记》
材料二 文王孙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显亦世。
——《诗经》
设问：带领学生分析世官制的选官标准、特点及影响。
材料 在宋朝行政体制中，向有“州郡为本，县为末”的理念。北宋徽宗以后，县赋税负担沉重，士人多不愿出任县令之职。南宋与金对峙过程中，众将领兼领地方诸路财权，分割朝廷在地方的财利，逐渐形成地方财政分权的严峻局面。南宋绍兴六年（1136），宋高宗下诏选浙西十四县、浙东九县、江东八县、江西四县、福建四县和湖南一县，合称“四十大邑”。四十大邑的知县多由政事堂直接任命，并给予其州通判的待遇。以此为契机，政府明文规定“不任县令不除（担任）监察御史”“初改（提升）官人必作令（县令），谓之须入”，并禁止在县一级增税。此后，县级行政逐步作为南宋官僚群体施展抱负的晋阶之地。秦汉以来以郡为地方行政中心的状况逐渐改变。
——据吴业国《南宋“四十大邑”考论》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南宋“四十大邑”改革内容的特征。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南宋“四十大邑”改革的影响。
材料一 (嘉庆皇帝)谕：军机处为办理枢务承写密旨之地，首以严密为要，军机大臣传述朕旨，令章京缮写，均不应稍有泄漏。自去年正月以后，军机处颇觉整饬严肃，闲杂人等亦觉稀少。近日又觉废弛，军机处台阶上下，窗外廊边，拥挤多人，借回事画稿为名，探听消息。折稿未达于宫廷，新闻早传于街市，广为谈说，信口批评，实非政体。
——《枢垣记略》卷一四
材料二 作为清朝中央决策特色机构，军机处的出现绝非针对内阁，而是试图将已经形成的皇帝“乾纲独断”局面制度化和规范化。然而，决策制度化在方便皇帝独裁的同时，在另一方面又因其改变了顺康以来传统统治方式和权力结构，逐渐给皇权带来了一些新的异己因素，就是其创始者始料不及的。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清朝专制皇权的形成与加强，绝非军机处或内阁一两个官僚机构所能促成，它是历史传统、思想文化和制度改革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皇帝的个人素质(主要是其统治思想)，尤其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清朝政治的演变方向。
——高翔《略论清朝中央权力分配体制》
(1)根据材料一，概括军机处发展到清中期以后出现的问题，指出它所反映的实质。(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清朝封建专制强化的多种因素。
材料一 （北宋）规定州郡长官由文臣担任，长官之外另设“通判”，使其互相牵制。后来，又把全国州郡分为十五路，陆续在各路设转运使、提点刑狱、安抚使（管军事）、提举常平（管常平仓救济、农田水利等）四司，统称“监司”，也都由文臣担任，只有安抚使用武人。
——摘编自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 （北宋）开封以经商为业的有二万多户，囊括米、盐、茶等各类商品贸易。号称“正店”的大酒楼有七十二家，兼具饮食与商品贸易的多种功能，作为商人验看商品质量、商定商品价格、签订契约的场所。……酒楼、茶坊与娱乐场所瓦子，都通宵营业。
——摘编自樊树志《国史十六讲》
材料三 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找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焦点在宋代，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或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中国的科技发展到宋朝，已呈巅峰状态。
——摘编自［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
(1)根据材料一指出北宋地方官制呈现的特点。结合所学知识，简述该地方官制对北宋王朝产生的影响。(2)根据材料二，概括北宋城市商业发展的主要表现。
(3)根据材料三，概括该学者关于宋代科技发展的观点，结合所学找出支持该观点的史实。
材料一 唐朝建立之后，以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为基础，建立起国家的基本经济体系与制度。唐律中，对于基层组织负责户籍与人口控制的规定非常明确，若发生脱漏户口之类的事情，里正是要受到严厉惩罚的。均田制下的农民若在户口申报、农桑生产和完纳赋役等方面存在非法或违规的行为，首先要由乡村基层组织进行检察、核实、上报有司并加以纠正。此外，《唐律疏议》中可以见到较多关于里正负责催驱赋役的条款。如“依令凡差科，先富强后贫弱，先多丁后少丁”。差科赋役违法及不均平，则要处理各级责任人，包括里正在内的基层组织负责人，也难逃其咎。唐代法律还规定了乡村里正在农业生产组织方面的基本职责，主要包括确保土地还授能够正常进行，对生产过程予以强制干预。
——摘编自萧正洪《课植农桑：唐代乡村基层组织与农业生产》
材料二 明清时期，在王朝统一的职官体系中，对西南地区土司的衔号、等差均有详细规定，如清代“土官衔号，曰宣慰司，曰宣抚司，曰招讨司”。土司司治一般设在其辖区的核心地带，而且治所的地理空间有功能化分区。明代土司的家族墓地一般位于其司治老司城东南郊，宗教区在南部，大体上与“左祖右社”的传统礼制相符。弥西唐崖土司遗址以街暑区和牌坊为中心展开布局。司治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具有集权特征的王朝权力在民族地区的渗透和影响，它使得当地的社会治理具有一定的系统性、制度性特征。同时，土司制的治理方式或手段借助国家礼仪来增强土司在民众中的权威性与认同感。但土司主宰地方生杀予夺大权，以至于“土人知有土官，而不知有国法久矣”。
——摘编自岳小国《明清时期武陵土司地区的社会治理研究》
(1)根据材料一，概括唐代乡村基层组织的法定职责。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清时期西南地区土司制度的特征及影响。
材料一 汉代宰相是首长制，唐代宰相是委员制。最高议事机关又称政事堂。一切政府法令，须用皇帝诏书名义颁布者，事先由政事堂开会议决，送进皇宫划一敕字，然后由政事堂盖印中书、门下之章发下。没有政事堂盖印，即算不得诏书，在法律上没有合法地位。
——摘编自钱穆《国史新论》
材料二 唐太宗发现有一人诈伪做官，便下令将其处死。但负责审理此案的官员戴胄说：“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言者，当时喜怒之所发耳，陛下发一朝之忿，而许杀之，既知不可，而置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唐太宗被迫收回成命，对他说：“朕法有所失，卿能正之，朕复何忧也！”
——摘编自[唐]吴兢《贞观政要》
(1)根据材料一指出，与汉朝相比，唐代丞相制度的新变化及这一变化的作用。
(2)根据材料二，概括该故事实质上所反映的权力冲突。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唐初君主的权力主要受到哪些方面的制约？
材料一 《两唐书》所记载的830名唐代进士中，丘族子弟达589人，占总数的70.96%；小姓约109人，占13：213%；两者合占84.10%，寒素家子弟132人，仅占总数的15.9%。这表明，士族子弟在九品中正制瓦解后，在门阀势力屡遭压抑和打击的情况下，纷纷涌入科举行列，并凭借其深厚的家庭文化素养、家学传统及社会关系基础，在科举考试中获得极大成功。
材料二 唐朝一直规定“工商杂类不得预于什伍”。唐后期，工商杂类入仕情况已出现，但制度上的限制仍未取消。北宋明确取消了这一限制，使过去一直被排斥于仕途之外的“工商杂类”子弟和边远地区的士人都有了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机会，可以说，到了宋代，科举取士几乎已无任何身份上的限制了。像唐代那样“或父子相继居相位，或累数世而屡显，或终唐之世不绝”的世家豪门在北宋已基本上消失了。
——上述材料均摘编自陈秀宏《科举制度与唐宋士阶层》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代科举的特点及成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宋代科举制的变化及影响。
10 . 史料一 明初，明蒙之间的贡市就已中断，烽燧连年不息。“事事仰给中国，若或缺用，则必需求，需求不得，则必抢掠”。俺答汗“无岁不求贡市”，遭明朝廷拒绝。1541年，蒙古骑兵掠三十八州县，杀戮男女二十余万。俺答汗爱孙把汉那吉因婚配问题，叩关请降。阁臣高拱、张居正主张抓住机会与俺答汗和解结盟。隆庆皇帝亦主张“华夷一家”、“并包兼育”。俺答汗得知把汉那吉安好无恙，在妻三娘子的规劝下，俺答汗愿“啮臂盟，世服属无贰”。明朝荣归其孙，许通贡市不绝。俺答汗呈表请封，情真意切。史称“隆庆和议”。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史料二 清朝一改明代与各教派首领等距离联系的政策，选择了“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的基本政策。……清初面对统一全国的诸多严峻形势，承认了蒙古固始汗与五世达赖联合治理西藏的事实。1721年春，清政府分析当时形势，反思“以蒙治藏”的政策后，改革西藏行政体制，采取噶伦（藏语音译，意为发布命令的官员）共同掌政的制度。噶伦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联合掌权。从此清朝中央政府不再在西藏册封蒙古汗王掌政。……随着噶伦制的推行，清政府逐渐认识到，设置诸多噶伦，易造成彼此间权力之争。……清政府于1751颁行《西藏善后章程》十三条，首次正式规定了达赖喇嘛的世俗权力。……清政府又于1727年（雍正五年）派内阁大学士僧格、副都统马喇驻扎西藏，派驻藏大臣遂成定制。……乾隆时期又实行金瓶掣签制度，将转世灵童的认定置于驻藏大臣的监督之下。……1718年至1720年间，清军兵分两路入藏，驱逐准噶尔。随后清政府留军两千驻防。1721年再由云南、四川各调500名兵丁入藏。
——摘编自曹利华《明清两朝之治藏政策及其历史必然性》
(1)根据史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隆庆和议”得以形成的原因。(2)根据史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朝前期治藏政策的特点。分析清朝前期治藏政策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