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刺史”即是刺举不法之人。（汉）武帝时称部刺史，全国划分为十三个部（州），每部（州）包括若干个郡。每年秋八月，刺史分部周行督察，年终返京奏报，其没有常设的办事机构，走到哪里便临时设“治所”或“所止理事处”，作为中央政府派遣的监察特使其具体职责从一开始就有明文规定，即“六条问事”。对于郡国诸侯王的行为一经查出有违法之处，便可奏报皇帝，其不察小吏，专察大吏，不光举劾奏报，还可以贬退大吏，刺史受中央御史中丞直接管辖，地位并不高，属下大夫，待遇也不丰厚，每年秩六百石，但刺史所监察的对象却远远高出自身的地位，可以监察二千石的官吏（地位相当于郡守，即地方最高职位）。
——摘编自窦重山《浅论刺史制度的产生及其演变过程》
材料二 在效忠和效率这对困扰所有国家官僚机构的矛盾中，中国传统国家一向着意点就是前者；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度，生活节奏相当缓慢，不在军情紧急情况下，行政效率一般不是大问题，而效忠与否往往关系着王朝的生死存亡，任何官员个体或者群体对皇权不忠，都是皇帝无法容忍的。一个庞大的全能式的行政体系，本身存在无限扩张权力的可能性，如果没有另外一种机制制衡，后果将难以设想。这将会导致皇权无法有效地控制局面，中国古代监察系统即是这种制衡机制的表现之一。传统中国的制衡机制，跟其他古代国家相比，应该说是比较好的。当然，其缺陷也是很明显的。
——摘编自张鸣《中国政治制度史导论》
（1）据材料一，指出汉武帝时部刺史的特点及其工作机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武帝设立部刺史的主要目的及其意义。
（2）据材料二，概述中国古代监察系统的功能。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说明中国古代监察系统中“效忠”和“效率”的关系。
材料一 先秦时期，有关“天下”的一些论述：
《商书·立政》：“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觐文王之耿光，以扬武王之大烈，”
《诗经・小雅・北山》：“普天之下，莫非王上，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周礼・夏官・职方氏》“职方氏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荒、七敏、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
材料二 清朝前期真正开启了边疆与内地“一体化”的历史进程，消除了千百年来自“三北”（东北、北部与西北）的“边患”变成和平的边疆；把一个横行大草原的强悍的蒙古族变为能与其他各族共处的和谐民族，把一个远离中华传统文化的藏民族拉近了距离，密切了与汉满民族的关系，清代继承和发展了秦汉以来的“大一统”思想，以新的民族“大一统”观念为指导，较成功地解决了二千多年来困扰历代王朝的边疆“内患”问题，促进了国家的统一，空前“大一统”的多民国家至清代最后完成，这是中国封建社会数千年发展的一个大结局。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1）依据材料一，概括先秦时期“天下”观的主要内容，并结合所学，从空间角度简述秦始皇开拓“天下”的主要史实。
（2）根据材料二，分析促进清朝前期“大一统”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原因。
材料一 在古代中国，西周的封君封臣制经过春秋战国几个世纪的磨合、演变，形成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长达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这一制度极其严密、坚固，其内在的传承性也极其顽强。那么究竟是什么使中国的皇权专制政体如此无懈可击、无缝可钻、坚如铁桶？国家原则和家庭伦理同构的高度垄断的国家学说和意识形态、具有共同信仰和基本由知识分子组成的庞大的官僚统治队伍、对经济生活无孔不入的行政控制恐怕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这是中国封建专制社会超稳定结构的三大支柱。中国古代皇权从来没有在法律和制度层面上被分割过，无论君权是君主一人独享还是实际上被别人分享甚至被完全架空，但整个社会的所有政治权力的最终归属在法律和名义上都定于一尊，专属君主。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和玄学兴起，但是这些宗教始终没有形成一种独立的政治组织和政治力量和中国的皇权对抗，相反，它们很快被融入主流意识形态当中。
材料二 在西欧封建社会，王权实际上处于和贵族、教会、自治的城市等各种相对独立的政治力量和政治权力并存的局面，它们既配合，又斗争，即使在以“神授王权”为标志的君主专制最典型、君主权力最集中的时期，君主从贵族、教会、城市收回的行政权、司法权也是不彻底的。英国是西欧封建君主制度发展较早较完备的国家，1066年诺曼底公爵威廉率兵征服英国后，随后王权强化，但英国封建君主始终受到封建大贵族的制约，最典型的是对国王征税权的限制。“王权强化的同时，封建贵族接二连三地伸张他们的权利。……国王要求贵族提供特别（即额外的）捐助，必须征得贵族的同意。”相对于王权来说，宗教组织或教会往往又拥有独立的政治经济利益，王权为寻求自身的巩固和垄断，往往还要屈从于宗教组织和教会，以取得他们的支持。
——均摘编自凤凰文化《中西君主专制制度的区别》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君主专制的特征，并分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指出西欧封建君主制不同于古代中国之处，并简要分析其影响。
材料一
有学者说，周代的宗法制完备而严格，是一个成功的创造。继位的族长在宗族中有对宗族祖先的主祭权、对族人政治上的治理权、对宗族内共有经济的支配权。同一宗族内，“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群弟，通其有无，所以纪理族人者也。”这种关系不断发展的结果是是君统宗统的合一。
——摘编自冯尔康等《中国宗族史》
材料二
东汉以后，强宗大族遍布各地，他们筑堡坞，置部曲，把持地方，操纵官吏，战乱时建立宗党武装，形成割据势力……两宋时期，宗族发展出现“千年土地八百主”的现象，“今骤得富贵者，止能为三四十年之计”，高官大族也可能“家世零替”。如何整合族人、延续世系、复兴宗法，成为宋代士大夫面临的共同难题。随后，以建宗祠、置族田、修宗谱、定族规、立族长为主要特征的宗法家族制度得以全面复兴……明清时期，家法族规和乡规民约得到官方的认可和批准，成为传统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
——摘编自袁行霈《中华文明史》
材料三
清末民初，宗族组织原则发生了某些变化。上海王、朱两氏将祠堂族长制改为族会制，“从事家族立宪”。1918年该族增订族会章程，1924年修改，并经会员大会讨论通过。曹氏宗族的管理体制也开始近代化，规定族众有参与宗族事务的重大权力。此外，浙江绍兴阮氏宗族在1923年之前设立该族议事、执行二部，实行任期制，由选举产生。
——摘编自常建华撰《中国文化通志•宗祖志》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周代宗法制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指出宗法制的发展变化，并根据材料及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代以来宗法制度“全面复兴”的背景。
（3）根据材料三指出清末民初宗族管理和周代相比有何不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产生的原因。我们应如何认识宗法制的这种演变？
为预防和治理腐败，中国古代做了有益的探索。阅读下列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回答问题。
一、为政以德——防治腐败的德治经验
材料一 秦简上载有秦朝“为吏之道”，严格规定了官吏的行为规范，包括“五善”、“五失”。
——摘编自吴宗国主编《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
汉代察举制“四科取士”为：“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四曰刚毅多略……皆有孝悌廉公之行”。
——《后汉书·百官志注》
唐太宗曾重视对大臣的廉政教育：“朕终日孜孜，非但忧怜百姓，亦欲使卿等长守富贵”。
——摘编自吴宗国主编《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
我国古代对官员的考核主要包括政绩和德行，最早可见于《周礼》中的“八法”和“六记”，前者考核官员政绩，后者侧重考核官德。对官员德行的考核，从先秦到明清历朝看来，趋向于细化和严厉。例如唐代的“四善”就是把官员的道德修养放在考核的首位。
——李丽珊《谈中国防治腐败的历史努力》
二、御史之名——防治腐败的监察经验
材料二 西汉统治时期，御史大夫专门行使监督权，其下属御史中丞常驻内宫，专门负责监督王室和宫廷，也可以说是监察皇帝的；另一下属御史丞则负责监督政府，不论中央、地方都在内。值得注意的是，御史大夫是宰相的副手，因此，监察权是相权的一部分。……唐代单独设立御史台，其职权限于监察政府，没有监察皇帝和宫廷的权力。但在政府中，仍存在专责监督皇帝的，那就是谏官，谏官由宰相任命，宋朝谏官改由皇帝任命，他们就不再监督皇帝，反过来监督宰相。
——《我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宪法学透视》
三、分权制约——防治腐败的制度经验
材料三 中国古代的分权主要以君权与相权，决策权、执行权与监督权的划分为表现形式。……伯利克里时代的城邦政治制度和国家权力系统，已具备了近代国家所具有的行政、司法、监督等国家职能，并开始向分权的方向过渡。
——张治平《关于分权与制衡问题的探讨》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王朝为预防腐败、加强德治在为官、选官、教育、考核方面的主要措施？
（2）根据材料二，概括从汉朝到宋朝监察制度的变化趋势。据此简要评价我国古代的监察制度。
（3）结合上述材料和所学知识，你认为当今反腐倡廉应该吸取古代的哪些经验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