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陕西出土的青铜器铭文记载了周成王对宗族小子的诰命，其中有“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义（治理）民”。周人选伊洛地区营建新都，此地便于各地诸侯贡赋，也方便王朝对四方诸侯的控制。在西周，父既是宗君又是尊长，君臣之义等于父子。通过各种礼的举行，周人的社会秩序和规则得到确立和维护。乐通常配礼而行，其作用在于协调上下、体现和谐。周人认为，商灭夏、周灭商，都不过是“惟恭行天之罚”。周之所以受命，是丈王、武王能行敬天、明德、安民。因为民心、民意是统治者德行影响的结果，是上天意旨的风向标。
——摘编自《西周的核心政治理念统治模式创造性地解决了早期国家的跨区域治理难题》
材料二 楚汉战争中 ，刘邦封韩信、英布等人为王。对于西汉中央来说，这是个严重威胁。刘邦消灭这些异姓王后，又将自己一些年幼子侄分别封为王，称为同姓王。汉武帝统治50余年，在继承汉初专制制度的基础上，进行了某些重要改革，如将全国地区分为13个监察区域，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创造了数个第一，使西汉王朝达到鼎盛时期。
——摘编 自晁福林《中国古代史》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西周统治者的治国理念。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西周相比，西汉在治国模式上的明显不同，并以具体史实说明汉武帝“创造了数个第一”。
材料一 早在西周时期，“其王朝会，必陈设仪仗，奏国乐”，而且不同等级、不同场合所演奏的“国乐”有着严格的规定。作为一种宫廷的仪式音乐，虽然在春秋战国时期经历“礼崩乐坏”，但却随着皇权不断强化被后世历代王朝所效仿和传衍。魏晋南北朝时期，“谣俗”和“四夷杂歌”成为宫廷音乐的重要来源。两宋时，大量民间歌伎、乐工成为宫廷乐师，使统治者参照“雅正之乐”的标准，作出形式和内容上的规范和取舍。明清时期的“国乐”则都交由道士或僧人主持演奏，以满足统治者利用宗教祈福的要求。近代以来，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国乐”应该是体现中华民族时代精神的音乐作品，“国歌”就是最典型的表现。
——摘编自洪学明《论术语“国乐”》
材料二 《马赛曲》（1792年诞生，1795年被定为国歌）：“前进！法兰西祖国的男儿，光荣的时刻已来临，专制暴政压迫着我们，祖国大地在痛苦呻吟……我们渴望珍贵的自由，决心要为它而战斗！”
《国际歌》（1871年诞生于巴黎公社失败后，1917年后被苏联定为国歌，1944年被定为苏联共产党党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义勇军进行曲》（1935年诞生，1949年被定为国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摘编自百度百科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国乐”发展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任选两首国歌，分别分析其创作的历史背景。
古希腊是商业贸易兴盛地区，民风习俗崇尚竞争，以体育竞技为欢乐，以逞强取胜为满足，并且把这种满足的欢乐奉献给奥林匹亚诸神，创造了奥林匹克竞技赛会。希腊人在体育竞赛中制定了平等、公正的规则，凡是在体育场上参加比赛的人都是平等的，只要你有能力，你就可以取得优胜，戴上冠军的桂冠，受到城邦的重视。裁判员对于场上比赛的运动员一视同仁，只要你是希腊血统的人，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凡是参加比赛的都按同一规则来对待。竞争意识虽然有鼓舞人奋发向上、积极进取的优点，但是也有纵容贪得无厌、恃强凶狠的缺陷。
中国早在周朝初年就有射箭、摔跤、御车等体育竞技比赛。到了汉代，还创造了集体的蹴鞠竞赛方式。这些体育竞赛都是以评价一个人的品行为目的，参加者必须遵守严格的礼仪规范。这种竞争是君子之争，只要在竞赛中用尽自己的技术，就达到了参加的目的，不太计较比赛的成绩，重要的是在比赛过程中礼仪规范能不能够得到很好的展现。成功与失败之间没有天然的鸿沟，这样的竞争意识使得中国古代体育成为教化民众的重要工具。
——摘编自崔怀猛《导致古代中西方体育差异性因素分析》
阅读材料，提取信息，结合所学，阐释古代希腊和古代中国体育所折射出的文化传统。要求：信息提取充分，史论结合，逻辑清晰。
材料一 西周墓葬，在考古发掘中多有发现。每个宗族都有一块公共墓地，宗族内的家族又有相对集中的墓地区。与商代相比，周代人殉呈现逐渐减少的趋势。随葬品中的铜礼器组合发生了重大变化，食器增多，酒器相对减少。最常见的礼器有鼎、簋、盘、匜、壶等，形成了以鼎、簋配套组合的定制，分为5个等级。这类墓葬主要分布在陕西西安、河南洛阳、甘肃灵台、江苏丹徒和安徽屯溪等地区，对于研究西周时代的葬俗具有重要作用。
——摘编自吴存浩《西周时代葬俗试论》等
材料二 据考古发现，汉墓中大量使用画像石和画像砖是从汉武帝时期开始的。画像石（砖）上常见牛耕、嘉禾、狩猎、放牧、楼阁建筑、人物、车马行列、舞乐百戏、祥鸟瑞兽、天文星象、历史故事等图案。许多画像墓是气势宏伟的多室大墓，墓葬形制结构复杂，墓主多为官僚和地主。墓内随葬品往往有大量钱币和陶器，其中陶器多为鼎、壶、瓮、仓房、厕所、灶、炉、磨、牛、猪、狗等。
——摘编自安全槐《中国考古》
(1)概述材料一西周墓葬所反映的社会状况。
(2)分析材料二汉代厚葬文化形成的时代背景。
(3)综合上述材料，分析墓葬考古的意义。
史料一 商代统治者认为，上帝是商王的祖先，而商王则是上帝的嫡系子孙。这就使商王从血缘关系上找到了作为上帝合法代理人的依据，不仅上帝与祖先合而为一，而且上帝—祖先—商王也三位一体了。
史料二 周公告诫成王说：“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欲至于万年，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他主张“裕民”，所谓“裕民”，就是宽以待民。宽以待民就要“明德慎罚”。
——以上均摘编自董英哲《从神本主义到民本主义》
根据史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商相比西周的治国思想有何新变化？
材料一 周灭商后,疆域扩大,已经是一统的多民族国家。因而,人们心中遂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大一统思想的初步形成。
——摘编自杨向奎《先秦儒家之一统思想》
材料二 秦朝建立后,秦始皇着手建立新的帝国体制…由于秦帝国只存续了十五年,它所建立的帝国模式带有浓厚的实验色彩,这种模式是否能够续下来,在汉初仍是一个未知数,而当时异姓诸侯王势力的强大更加大了它的不确定性。至汉武帝时,终于完美地解决了统一与分裂的问题。
——摘编自卜宪群《中国通史》
材料三 元灭南宋后,版图辽阔。为管理这样广表的疆土,元朝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地方行政管理制度。另外,对漠北、东北、云南、吐蕃等边远地区,也因地制宜地实施了有效的行政管理。元朝政府还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驿站和急递铺系统。…明清时期,在地方设立新的行政机构,并强化了科举制度。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此时“一统的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制度因素以及它在该时期思想领域产生的作用。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新的帝国体制”是什么?并简析这种“不确定性”对西汉政治产生的影响。
（3）综合以上材料和所学知识,归纳中国历代王朝为巩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所采取的主要举措。
材料一 在借鉴夏商以方国、部落为主的统治体制弊端的基础上，西周采取大量分封同姓为地方诸侯，将分封制和宗法制牢固结合在一起。无论同姓子弟还是异姓诸侯，接受了周天子的封赐后就成了“小宗”，而周天子则是“大宗”。用这种称谓意味着受封诸侯都被纳入了周王室的宗法网之中。宗族内部长幼、嫡庶和尊卑之别的“礼”成为了周的政治规范。
——摘编自李龙、李策《中国古代分封制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比较研究》
材料二 在春秋初期，楚、秦、晋等国已开始在边地设县，后逐渐在内地推行，其长官可以世袭。战国时郡分设县，逐渐形成县统于郡的两级制。秦统一六国后，在丞相李斯的建议下全面推行郡县制，此时的郡县长官均不能世袭。秦国分全国为三十六郡，后增至四十郡，一郡管辖若干县。郡的行政长官为郡守，下置郡尉，辅佐郡守并掌管全郡的军事；又置监察史，掌管监察，为中央在地方上的耳目。县分大小，万户以上的县设县令，不满万户的县设县长，掌管全县事务，受郡守节制。
——摘编自陈鑫高、刘红琪《郡县制较于分封制优势分析与反思》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周代分封制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秦朝郡县制的内容，并分析其影响。
材料 春秋时期政治体制的一个显著变化，是新型官僚制度的出现。官僚之称，古已有之，官者管也，是指国家职事人员；“同官为察"，寮、僚相通，是指同署办事的官吏。在不同历史时期，官僚的形态是不相同的。在春秋以前，官僚位在贵族之下，类似于后世的管家和管事，各守其职，各司其事，一般不参与国家政务。到了战国时代，各国经过以否定宗族政治为主要内容的变法运动，先后完成由宗族国家向封建专制国家的转变。官僚制度形成，它是和传统贵族世官制相对而言的新的政治制度，是指根据个人的能力、学识、才干提拔、任免、使用官吏的制度，宗族血缘关系不再作为官吏升迁进退的依据。官僚成为独立的阶层。
依照国家法令或国君的旨意行使管理国家的职责，国家机器的运转主要通过官僚进行。封建官僚制度最终确立。
——摘编自李学勤主编《春秋史与春秋文明》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春秋战国时期新型官僚制度与之前相比有何变化，并结合时代背景分析其变化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再举出一个能体现春秋战国时期政治体制发生变化的例子，并对其内容进行简要的说明。
材料一 周人创造了与各部族均无血缘关系的“天”,并赋予“天”这一至上神伦理道德特征。周王以“明德”的方式承天命,祭天是周王的特权。周王根据与周天子的血缘关系亲疏进行分封,并创造性地运用于建立异姓宗盟与宗法秩序。周王在封土授民时,也把“明德”这一宗法伦理观念分给请侯。杨向奎先生指出,“以德、礼为主的周公之道,世代相传,春秋末期遂有孔子以仁、礼为内容的儒家思想”。《诗经》曰:“有孝有德……四方为则。”侯外庐先生明确指出:“周人才把德孝并称,德以对天,孝以对祖。”
——摘编自巴新生《西周“有孝有德”宗法伦理文化的作用与影响》
材料二 在两汉历史文献中,有密集的关于家族“祠堂”的记录。如《东观汉记》载:“(邓晨)与上(刘秀)起兵,新野吏乃烧晨先祖祠堂,汗池室宅,焚其家墓。”益州太守文齐稳定地方有功,刘秀即位,“封成义侯”,然而途中去世。“诏为起祠堂,郡人立庙祀之。”益州太守张翁“政化清平,得夷人和”。当地少数民族“二百余人,费牛羊送丧”,直抵张翁家乡安汉,“起坟祭把”。这一情形得到汉王朝执政集团的表扬,“诏书嘉美,为立祠堂”。
——摘编自玉子今《汉代“祠堂”的宗法权成与文化位势》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西周政治统治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价汉代祠堂的影响。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西周宗法伦理观念的影响。
材料一 对于早期中国家庭来说，继承户主之位的人承担着祭祀权、政治权和财产权。祭祀权力的取得标志着该人取得家长之位，以保证血缘传承的连续性。在早期中国，平民有权获得田宅，但大部分民众没有财产继承，继承权丧失了现实意义；只有贵族阶层真正享有法定继承的权利。秦汉时期的法律规定，订立遗嘱要在官府登记，如果是临终书面遗嘱，需要聘请见证人和家属到现场。秦汉时期的继承行为，可以发生在父母健在之时；父母逝世后，再进行家庭财产分配。
材料二 早期罗马家庭财产以家族为单位，如果一家之主亡故，按照法律规定，家庭财产的所有权不会随之进行转移或灭失，仍然由该家族进行保有，以保证家族延绵。《十二铜表法》颁布后，罗马采用会前遗嘱与战前遗嘱两种形式进行继承。战前遗嘱不适用于和平时期，而会前遗嘱的订立对象仅限于贵族。由于平民的财产数量不多，因此平民不重视家庭祭祀与遗嘱订立。罗马法对于财产继承的规定极为系统和规范，比如对于遗嘱的订立有严格的规定，必须有一定数量和身份的见证人，完成特定的程序，遗嘱才能成立，继承开始的时间是从遗嘱人死亡之时。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王砚文《秦汉与古罗马财产继承制度比较研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古代中国继承制度出现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中国与古代罗马在继承权方面的异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