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自殷以前,天子、诸侯君臣之分未定也…诸侯之于天子,犹后世诸侯之于盟主,未有君臣之分也……逮克殷践奄,灭国数十,而新建之国皆其功臣、昆弟、甥舅,本周之臣子;而鲁、卫、晋、齐四国,又以王室至亲为东方大藩,由是天子之尊,非复诸侯之长而为诸侯之君盖天子诸侯君臣之分始定于此。此周初大一统之规模,实与其大居正之制度相待而成者也。

——摘编自王国维《殷周制度论》

材料二秦王朝统一全国后…在政治体制上,建立起以皇权为核心、以官僚体制为载体的中央集权的“帝国制”。在“帝国体制”的政治结构中,国家的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等所有一切权力都掌握在皇帝手中。皇权是帝国政治的核心,官僚是皇权统治的工具。种新型的国家形态和国家管理方式及政治体制由此建立起来

——摘编自《论春秋战国时期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转变》

材料三与分封制相适应,商周的官员选拔采用“世卿世禄制”。三代（夏商周）时期治理国家的统治者是贵族……从诸侯到士,根据出身的高低贵贱来兼任政府职务,世代为官…春秋时期,随着兼并战争的进行,秦、楚等国都在新占领的地方上设立县和郡,作为新的行政建制。一般县在中心区域,郡在边远地区。郡县的长官,不再是世袭领主,而是由君主委派官员直接管理。郡县长官由君主任免,对君主负责,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取代贵族领主的职业官僚。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十五讲》

材料一：自殷以前，天子、诸侯君臣之分未定也……诸侯之于天子，犹后世诸侯之于盟主，未有君臣之分也……逮克殷践奄，灭国数十，而新建之国皆其功臣、昆弟、甥舅，本周之臣子；而鲁、卫、晋、齐四国，又以王室至亲为东方大藩……由是天子之尊，非复诸侯之长而为诸侯之君……盖天子、诸侯君臣之分始定于此。

材料二：当经济社会生活的发展消解了贵族对血缘和宗法纽带的神秘感时，政治的危机就会出现……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普遍进行变法活动，以图加强国家力量，同时中央集权也发展起来……那种宗法血缘与政治关系互补型的国家形态——分封制已失去了存在的根据，必须对此进行改革，使之向纯粹的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政治社会过渡。而郡县制正是顺应这种大趋势创造并选择的一种新的国家治理方法。

——摘引自王明德《论春秋战国时期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转变》

材料三   董仲舒说：“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可奈何……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

——摘编自廖伯源《昌邑王废黜考》

材料一   据载，在周公摄政时就分封了71国，其中大部分都是周的同姓子弟。

分封时要举行隆重的册封仪式，天子“授民授疆土”，将某地区的土地连同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封赐给诸侯，由他们去建立国家。诸侯要对天子承担镇守疆土、屏藩王室、缴纳贡物、朝觐述职、发兵从征等义务。

周朝的分封则主要是由统治部族对被征服地区主动进行的武装拓展，大大加强了王室对全国疆域的控制，巩固了周天子天下共主的地位，即所谓“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摘编自张帆著《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二   《史记˙商君列传》所说的：“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此举体现了国野制度崩溃，国人与野人界线泯灭的变化。

秦孝公用商鞅变法，“并诸小乡聚，集为大县，县一令，四十一县”。事在孝公十二年（前350年）。

户籍相伍与集乡聚为县两事，是秦国地方行政制度的重大转折点。

县既由基层的乡聚组成，乡聚以下又有什伍之组织，这样一来，就将过去血缘关系的氏族组织，改造成为从户开始经什伍到乡聚再到县的严密的地缘关系组织，形成了完成意义上的基层地方行政组织体系。

从秦统一天下后将县的幅员定为“大率方百里”的原则看来，在商鞅集小乡聚为县时，必然也已有某种分划的原则。

同时每一县都由国君任命的县令担任长官，也标志着官僚制的完善。

——摘编自周振鹤著《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