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谱系之学，在周代已有，所记者为君主、诸侯的世系，政府设有专官典掌，秦汉均沿其旧。君主、诸侯之外的家族谱系在汉代也已出现，到魏晋南北朝门第社会成立之后，谱学大盛，世家大族均有谱牒，详载世系，而且要上告之于官府，门第高下的评定、官职的选举；以至于两家之间的通婚，都以此为依据，唐代仍然承袭此风气。宋代以后，随着社会形态的转变，族谱的纂修更为发达，也具有新的特色。
——摘编自梁庚尧《中国社会史》
材料二 苏洵说的很明白，"盖自唐衰，谱牒废绝，士大夫不讲而世人不载，于是乎由贱而贵者耻言其先，由贫而富者不录其祖，而谱遂大废"。但是，在儒学重振之后，讲求古礼，基于敬宗收族的要求，谱学也随之而复兴。其中欧阳修、苏洵两人亲自编修本家的族谱作为范例。他们两人所修之谱，均为小宗之谱，记载仅限五世。在平民化社会里，修族谱的目的既不在于维系政权的传递，也不在于作婚宦的依据，而是在于维系亲情。南宋修谱之法大体上不出于欧阳修和苏洵所定的形式，不过，到南宋末期，也有家谱所载世代超出五代以上，甚至达到十世以上的。
——摘编自梁庚尧《中国社会史》
材料三 常州历来人杰地灵、文风炽盛，这极大地促进了姓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上世纪八十年代，少数家族开始恢复修撰家谱传统。上世纪九十年代，海外游子回乡问祖，拉开修谱热。近十年来，家谱热集中武进，且热度不减。改革开放后，我市新修家谱达到了650多部。
——摘编自常州晚报《40年间，我市新修家谱650余部》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我国古代谱学发达的主要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代族谱编修的特点。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当今族谱编修的现实意义。
材料一 西周墓葬，在考古发掘中多有发现。每个宗族都有一块公共墓地，宗族内的家族又有相对集中的墓地区。与商代相比，周代人殉呈现逐渐减少的趋势。随葬品中的铜礼器组合发生了重大变化，食器增多，酒器相对减少。最常见的礼器有鼎、簋、盘、匜、壶等，形成了以鼎、簋配套组合的定制，分为5个等级。这类墓葬主要分布在陕西西安、河南洛阳、甘肃灵台、江苏丹徒和安徽屯溪等地区，对于研究西周时代的葬俗具有重要作用。
——摘编自吴存浩《西周时代葬俗试论》等
材料二 据考古发现，汉墓中大量使用画像石和画像砖是从汉武帝时期开始的。画像石（砖）上常见牛耕、嘉禾、狩猎、放牧、楼阁建筑、人物、车马行列、舞乐百戏、祥鸟瑞兽、天文星象、历史故事等图案。许多画像墓是气势宏伟的多室大墓，墓葬形制结构复杂，墓主多为官僚和地主。墓内随葬品往往有大量钱币和陶器，其中陶器多为鼎、壶、瓮、仓房、厕所、灶、炉、磨、牛、猪、狗等。
——摘编自安全槐《中国考古》
(1)概述材料一西周墓葬所反映的社会状况。
(2)分析材料二汉代厚葬文化形成的时代背景。
(3)综合上述材料，分析墓葬考古的意义。
材料一 自殷以前，天子、诸侯君臣之分未定也。……盖诸侯之于天子，犹后世诸侯之于盟主，未有君臣之分也。……逮克殷践奄，灭国数十，而新建之国皆其功臣、昆弟、甥舅，由是天子之尊，非复诸侯之长而为诸侯之君；……盖天子、诸侯君臣之分始定于此。
——摘编自王国维《观堂集林·殷周制度论》
材料二 或者又曰：“夏、商、周、汉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谓知理者也。……或者又以为：“殷、周，圣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当复议也。”是大不然。……盖以诸侯归殷者三千焉，资以黜夏，汤不得而废；归周者八百焉，资以胜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为安，仍之以为俗，汤、武之所不得已也。
——摘编自【唐】柳宗元《封建论》
(1)阅读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指出形成“天子之尊，非复诸侯之长而为诸侯之君”的制度名称及第一位“诸侯之君”，概述这一制度下国家治理的新特点。
(2)阅读材料二，概括柳宗元的核心观点。结合所学指出唐代地方治理的基本层级。
材料 春秋时期政治体制的一个显著变化，是新型官僚制度的出现。官僚之称，古已有之，官者管也，是指国家职事人员；“同官为察"，寮、僚相通，是指同署办事的官吏。在不同历史时期，官僚的形态是不相同的。在春秋以前，官僚位在贵族之下，类似于后世的管家和管事，各守其职，各司其事，一般不参与国家政务。到了战国时代，各国经过以否定宗族政治为主要内容的变法运动，先后完成由宗族国家向封建专制国家的转变。官僚制度形成，它是和传统贵族世官制相对而言的新的政治制度，是指根据个人的能力、学识、才干提拔、任免、使用官吏的制度，宗族血缘关系不再作为官吏升迁进退的依据。官僚成为独立的阶层。
依照国家法令或国君的旨意行使管理国家的职责，国家机器的运转主要通过官僚进行。封建官僚制度最终确立。
——摘编自李学勤主编《春秋史与春秋文明》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春秋战国时期新型官僚制度与之前相比有何变化，并结合时代背景分析其变化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再举出一个能体现春秋战国时期政治体制发生变化的例子，并对其内容进行简要的说明。
材料一 早在西周时期，“其王朝会，必陈设仪仗，奏国乐”，而且不同等级、不同场合所演奏的“国乐”有着严格的规定。作为一种宫廷的仪式音乐，虽然在春秋战国时期经历“礼崩乐坏”，但却随着皇权不断强化被后世历代王朝所效仿和传衍。魏晋南北朝时期，“谣俗”和“四夷杂歌”成为宫廷音乐的重要来源。两宋时，大量民间歌伎、乐工成为宫廷乐师，使统治者参照“雅正之乐”的标准，作出形式和内容上的规范和取舍。明清时期的“国乐”则都交由道士或僧人主持演奏，以满足统治者利用宗教祈福的要求。近代以来，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国乐”应该是体现中华民族时代精神的音乐作品，“国歌”就是最典型的表现。
——摘编自洪学明《论术语“国乐”》
材料二 《马赛曲》（1792年诞生，1795年被定为国歌）：“前进！法兰西祖国的男儿，光荣的时刻已来临，专制暴政压迫着我们，祖国大地在痛苦呻吟……我们渴望珍贵的自由，决心要为它而战斗！”
《国际歌》（1871年诞生于巴黎公社失败后，1917年后被苏联定为国歌，1944年被定为苏联共产党党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义勇军进行曲》（1935年诞生，1949年被定为国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摘编自百度百科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国乐”发展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任选两首国歌，分别分析其创作的历史背景。
材料一 在借鉴夏商以方国、部落为主的统治体制弊端的基础上，西周采取大量分封同姓为地方诸侯，将分封制和宗法制牢固结合在一起。无论同姓子弟还是异姓诸侯，接受了周天子的封赐后就成了“小宗”，而周天子则是“大宗”。用这种称谓意味着受封诸侯都被纳入了周王室的宗法网之中。宗族内部长幼、嫡庶和尊卑之别的“礼”成为了周的政治规范。
——摘编自李龙、李策《中国古代分封制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比较研究》
材料二 在春秋初期，楚、秦、晋等国已开始在边地设县，后逐渐在内地推行，其长官可以世袭。战国时郡分设县，逐渐形成县统于郡的两级制。秦统一六国后，在丞相李斯的建议下全面推行郡县制，此时的郡县长官均不能世袭。秦国分全国为三十六郡，后增至四十郡，一郡管辖若干县。郡的行政长官为郡守，下置郡尉，辅佐郡守并掌管全郡的军事；又置监察史，掌管监察，为中央在地方上的耳目。县分大小，万户以上的县设县令，不满万户的县设县长，掌管全县事务，受郡守节制。
——摘编自陈鑫高、刘红琪《郡县制较于分封制优势分析与反思》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周代分封制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秦朝郡县制的内容，并分析其影响。
材料一 自秦以来,关于分材制和郡县制的争论一直未间断。唐中期柳亲元作《封建论》对分封制进行了理性而有力的批驳。柳宗元提出“制”和“政”的概念,认为秦灭亡于人怨沸腾的基政,而非郡县这种制度形式。“秦之失,在于政,不在于制”。周走向天亡是因为诸侯“无君君之心”,而秦“有被人而无叛吏”,汉“有叛国而无叛郡”,唐“有叛将而无叛州”。长期以来关于秦朝速亡在于不与诸侯共享天下的观点是错误的,原因在于分封制不利于中央和国家权力的集中。
柳宗元还质疑分封制之下”上果贤乎。下果不肖乎”。这样即使“圣贤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尽管秦始皇废分封、立那县是出于个人自私的打算。是“私其一已之成”,但从客观效果来看,却是“公天下之端”。针对分封制的维护者仍鼓吹其是“圣人之制”,柳宗元通过对国家的形成的推演,论证了分封制的产生是“人之初”阶段的时代产物,而郡县制取代分封制同样也“非圣人之意也,势也。
——摘编自刘姗姗《柳宗元国家学说研究》
材料二 维护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治理的有效运行,必须建立一套制衡机制。我国历史上的权力制衡思想和实践体现出中国特色,主要反映在如下三个方面:第一,君权制衡。各项重要决策的处理,呈现出一定的“集议”特色,构成制衡君权的某种制度程序。第二,地方权力制衡。地方权力集中于中央,主要官吏由中央任命,既职责明确、考核严格,又采取行政、军事与监察三者权力分离,以制衡地方官吏权力的扩X,同时还以不断增加行政层级的形式,遏止地方权重倾向。第三,官僚权力制衡。…对中央到地方,对各级官吏的权力划分,行政问责、考核、审计、监督监察上,规X日益细密,以防止权力滥用。
——卜宪群《谈我国历史上的“"大一统”思想与国家治理》
(1)根据材料一,概括枊宗元关于郡县制的主要观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做出简要评价。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学,以政治制度为例,说明古代史上“权力制衡与国家治理"”的中国特色。
材料一 西周的明堂是朝堂及太庙的美称。《礼记》等典籍记载，周公曾于明堂“朝诸侯”祀文王”。《周礼》记载，西周明堂“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即长方形布局。春秋战国的阴阳五行家则将明堂设想为独立于朝堂、太庙之外的建筑，将其描绘为“亚”形布局。
材料二 汉武帝根据儒生的建议，尝试复原儒家经典中记载的明堂。汉代儒生提出，明堂为“亚”形布局，符合阴阳五行之数。东汉《白虎通义》载：“天子立明堂者，所以通神灵，感天地，正四时，出教化。”汉代明堂都是独立建筑。目前发掘的汉长安城明堂遗址中心建筑即呈“亚”形。
材料三 汉代以后，明堂一直是皇帝祭祀与布政的重要建筑。北魏孝文帝曾下诏“起明堂”，模仿汉制在平城南郊建立明堂，并亲赴明堂祭先祖、“布政事”。北魏迁都后，宣武帝再修洛阳明堂。
(1)阅读材料一、二，指出汉代复原的明堂与西周明堂的差异，并结合汉代思想背景，说明产生差异的原因。(2)阅读材料三，结合所学，分析北魏为何重视修建明堂。
材料一 所谓分封者，就是周人的一个或数个血缘氏族部落，集体向新的土地迁居。鲁国，是周公长子伯禽的封国，原来是周公东征讨伐的对象之一，商代重要的属国奄国所在地。
鲁国的受封是为了加强对东夷的控制……而鲁侯伯禽受封的六个殷人氏族和伯禽所带的周人氏族，构成鲁人的主体。以往的国都都是因氏族的自然聚落而形成的，偏重于血缘关系，这个时候的国就有了地域的概念。
——摘编自马克垚《世界文明史》等
（1）根据材料一，概括鲁侯伯禽受封建国带来的影响。材料二 罗马共和国在不断强大以后，加大对外扩张，罗马市民与外国人之间的商贸及其他交往不断加强。而随着交往的频繁，矛盾在所难免，在解决问题时所适用法律的矛盾同样十分尖锐，因古老的罗马公民法不能保护外国人的权利和利益，不能适应新的经济关系和社会生活发展的需要。基于此，公元前242年罗马设置了最高外事裁判官，在处理案件过程中，根据所谓“公平”“正义”的原则，按照统治阶级的利益与要求，有针对性地调整新出现的种种社会关系（到公元212年，罗马帝国皇帝卡拉卡拉颁布敕令，授予各海外行省臣民以公民权，除奴隶外，自由民都取得了公民地位），从而形成了万民法。
——摘编自谢冬慧《罗马法的借鉴价值》
（2）根据材料二，指出这一时期罗马发生的变化，并分析罗马采取的应对措施对当时产生的影响。（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从周朝和罗马对国家的治理中得到的启示。
材料一 周代的人们是生活在一个一个小的自治社会当中的，也就是小共同体当中。在这些小共同体中，各地诸侯大夫的权力是世袭的，不是上面的天子或者国君赐予的，因此也不能被他们剥夺。统治者的经济来源是自己领地的收入，而不是上一级给的工资。……小共同体和大共同体的区别，或者说周秦之变的主要内容，就是政治组织形式变了，国家的汲取能力大大提高了。
——摘编自张宏杰《简读中国史》
材料二 （元）赵天麟奏议：“今立行省于外，维持错综，众建其官，有诸侯之镇而无诸侯之权，可谓于审力（政治稳定）之形矣”。
自封建变为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文宗至顺元年，户部钱粮户数一千三百四十万六百九十九，视前又增二十万有奇，汉、唐极盛之际，有不及焉。盖岭北、辽阳与甘肃、四川、云南、湖广之边，唐所谓羁縻之州，往往在是，今皆赋役之，比于内地；而高丽守东籓，执臣礼惟谨，亦所未见。
——摘引自《历代名臣奏议》及《元史·地理志一》
材料三 从古至今，少数民族就是边疆地区安全稳定的重要依托，中国自汉代以来的历代中央王朝都比较重视民族工作，把采取多种举措加强民族团结，促进民族融合，作为维护边疆地区安全稳定的主要方略。
稳定边疆可谓是国家治理的关键内容，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加强边疆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是非常必要的。中国边疆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边疆的一系列制度体系，包括各领域体制机制和法律法规安排。
——据柏桦《中国政治制度史》等改编
（1）根据材料一和所学知识，指出“周秦之变”的主要含义。从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角度，简要说明秦朝“国家的汲取能力大大提高”的原因。
（2）阅读材料二，指出赵天麟奏议中认为行省制形成“审力之形”的核心观点，并概括元代行省制度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3）阅读材料三，结合所学，请选择阐述：
①边疆是国内与国际的联络带，是国内安全稳定的防护栏，司马迁曾说“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请以清朝为例，分别概述中央政府在“东南”和“西北”地区采取的重大举措及其意义。
②习近平说：“治国必治边”。写出新中国成立后为“加强边疆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而确立的重要制度及其主要内容，扼要说明该制度实行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