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是以君子恭敬搏节退让以明礼。

———《礼记·曲礼》

材料二   魏晋时期，门阀大族颇重家风､家训，强调“雅有家风，政事规为”。唐代士人阶层编撰家训的风气日盛，如王方庆《王氏训诫》，柳琨《诫子孙》，唐太宗作《帝范》也可视为帝王之家的家训。家训内容多以“忠孝”教育为主，“名门右族，莫不由祖考虑孝勤俭以成立之”。唐代家训开启中国古代“诗书传家”的文化传统，富贵､财产不再恒久，“读书便是随身宝，高官卿相在朝廷”成为人们的最高追求。

材料三   乡约又叫乡规禁约，是邻里乡人互相劝勉共同遵守的规约，最初它以相互协助救济为目的。乡约最早可以追溯到周代。《周礼·地官·族师》曰：“五家为比，十家为联，五人为伍，十人为联，四间为族，八闯为联．使之相保､相受，刑罚庆赏相及､相共，以受邦职，以役国事，以相葬埋。”中国最早的成文乡约是北宋学者吕大钧､吕大临等兄弟制定的《吕氏乡约》（《蓝田公约》）。它的内容十分丰富，约规包含四大项：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后经南宋朱熹重新发现整理后，成为儒学士人教化乡里的范本。明朝后期，乡约改而宣讲明太祖朱元璋的“六谕”．六谕主劝谕，但也有禁约成分，使乡约逐渐带有强制力。明朝儒学士人常常引用《大明律》来解释六渝，不遵守乡约的百姓要受族规､乡约处罚，甚至被递解官府治罪。清朝的乡约基本延续了明朝的模式，但宣讲的内容变成了康熙帝的“圣谕十六条”和雍正帝的《圣谕广训》，宣讲时也常常引用《大清律例。

———摘编自普通高中教科书历史选择性必修1《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等

材料一   

材料二   为加强边防，唐在沿边重镇设立节度使。节度使最初只掌兵权，后来总揽军、政、财、监之权，权重势雄，独霸一方。安史之乱后，藩镇“相望于内地”，“屯重兵，多以赋入自赡”，“喜则连衡（横）而叛上，怒则以力而相并”。

宋太祖即位后，革除前朝之弊，“申命诸州，度支经费外，凡金帛以助军实，悉送都下，无得占留”，并采取派遣官员监察地方等多项措施，“由是利归公上而外权削矣”。宋太宗时，节度使掌控的支郡也被收回，从此“无复领支郡者”。

元朝变革地方行政制度，设立行省。行省官员常以“藩大臣”和封疆大吏自居，替朝廷镇守地方；凡行政号令和公文申禀，“不敢专决大政，咨中书（省）而后行”。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等

材料三

材料一   据载，在周公摄政时就分封了七十一国，其中大部分都是周的同姓子弟。分封时要举行隆重的册封仪式，天子“授民授疆土”，将某地区的土地连同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封赐给诸侯，由他们去建立国家。诸侯要对天子承担镇守疆土、屏藩王室、缴纳贡物、朝觐述职、发兵从征等义务。周朝的分封制主要是由统治部族对被征服地区主动进行的武装拓展，大大加强了王室对全国疆域的控制，巩固了周天子天下共主的地位，即所谓“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摘编自张帆著《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二   “丞相（王）绾等言：‘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始皇下其议于群臣，群臣皆以为便。廷尉李斯议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

——《史记·始皇本纪》

材料三   行省是元朝统治时期广泛设立于全国的地方大行政区，在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省”的本意为宫禁，引申为中枢机要、行政机构的名称，因此行省起初是指临时性的中央派出机构，取“代表中央行使权力”之意。……凡钱粮、兵甲、屯种、漕运，军国重事，无不领之”。其制度定型的决定性因素，事实上与行御史台一样，仍然是“元王朝特殊的政治军事形势及需要”、“对征服区域控制的政治军事课题”。特殊的民族统治背景，使得行省制度蒙上了一层与汉地传统中央集权体制不甚协调的外方，所谓“蒙汉二元制”。

——张帆读李治安《行省制度研究》

材料四   清代不仅通过设置东北三将军，伊犁将军等在陆路屯众重兵于边疆，在海疆亦设立全面的防御体系，定期巡边，清廷还对边疆各族采取盟旗、伯克和土司等管理制度，“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强调其地方行政由本民族人士负责，并长期严禁其他民族人口流入边疆。

——摘编自马大正主编《中国边疆经略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