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逮克殷践奄，灭国数十，而新建之国，皆其功臣、昆弟、甥舅，本周之臣子；而鲁、卫、晋、齐四国，又以王室至亲为东方落……周初大一统之规模，实与其大居正之制度相待而成者也。

——摘编自王国维《殷周制度论》

材料二   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讎，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

材料三 大部分行省的辖区包括今天的二到三个省远远超过以前王朝的一级地方行政区。这种情况适应了元朝疆域辽阔的……行省于地方事务，凡军、政、财权无所不统，与宋朝分割地方权力的制度明显有异。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渊源于元朝特殊的民族征服背景。中央只有加重行省权力，才能够及时并有效地镇压反抗行动，同时也能对分封在边疆地区的诸王贵族进行节制。行省官员中仅有主要长官能掌握军权，而这类职务通常不授予汉人，因此地方权重之弊可以通过民族防范、民族控制得到部分弥补。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

材料一 西周时期，“国”为诸侯的封地，至春秋战国时代则为各争霸国，自秦统一六国，“国”即为王朝国家，直至清王朝灭亡。就“天下”而言，周时，天子之治域谓“天下”；至于秦汉一统，“天下”意味着凡朝政所及，无所不包。随着中国统治实体的扩大和国家政治影响范围的扩展，“天下”所涵盖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展。就地理概念而言，如果将各王朝直接或间接统辖的区域理解为古典的中国，那么在中国以外的地方，诸如朝贡国、藩属国、西汉丝绸之路所及之地、佛教的发源地等虽不属王朝所辖区域，却构成“天下”的一部分。在此过程中，传统的“国”得到了扩展，对“天下”的认知和界定也得到进一步拓展。

——摘编自刘凤雪《“民族国家”观念在近代中国的生成》

材料二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指出：“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严复认为：“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孙中山在1905年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在1912年《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提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章太炎在1907年发表的《中华民国解》一文中表示：“‘中华’之名词，不仅非华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

——摘编自陈茁《清末民初中国知识精英的国家观念转型研究》

材料一   （中国政制）达臻“文明”一途，实应归功于西周的创制。……西周政治里显然有深厚的贵族色彩，而“共主”名义下的地方分权体制……与秦以后一统的君主“独制”格局泾渭分明。因此古贤多称周秦之间为“天下一大变局”。

——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

材料二   故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缘夫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群工。夫治天下犹曳（yè，拖拉）大木然，……君与臣，共曳木之人也。臣之与君，名异而实同耶。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

材料三   直至近百年来，才发生新的变化。……皇帝和贵族的专制证券是被推翻了，代之而起的先是地主阶级的军阀官僚的统治，接着是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联盟的专政……伟大的近代和现代的中国革命，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之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

——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1939年）

材料一   周代也和商代一样，有着中央与地方行政区域的划分。周王直接控制的中央区域（王畿），称为“周邦”“有周”“王国”，“周邦”之外的区域被称为“万邦”“庶邦”，当指地方各类政权。

——摘编自李晓杰《体国经野——历代行政区划》

材料二   由于山川形便原则是促成地方割据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从秦代开始，统治者便有意识地采用犬牙相入的原则与之相抗衡。隋唐时期之所以强调山川形便原则，是因为隋郡尤其是唐州比秦郡小了许多，即使州郡之界与山川相符合，也不可能造成割据。但即使那样，犬牙相入原则在隋唐也并没有完全被放弃。元明清时期，这一原则更是发展得淋漓尽致。

汉武帝时十三州，四州在南，九州在北；西晋前期十九州，南七北十二；后期南方增置两州，南北比例为3：4；唐贞观元年，全国十道，南北各五道；玄宗时十五道，南八北七；北宋元丰时期二十三路，南方十四，北方占九；元代，十一省大致为北五南六；明两京十三布政使司，五省在北十省在南；清代十八省南北比例也为2：1。

——摘编自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

材料一   封商纣子禄父殷之余民……封诸侯，班赐宗彝，作分殷之器物。武王追思先圣王，乃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于是封功臣谋士，而师尚夫为首封。

——司马迁《史记》

材料二   上（唐太宗）谓房玄龄、萧瑀曰：“隋文何等主?”对曰：“克已复礼，勤劳思政，……虽非性体仁明，亦励精之主也。”上曰：“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至察则多疑于物。自以欺孤寡得之，谓群下不可信任，事皆自决，虽劳神苦形，未能尽合于理。朝臣既知上意，亦复不敢直言，宰相已下，承受而已。朕意不然。以天下之广，岂可独断一人之虑？……”因令有司：“诏敕不便于时，即宜执奏，不得顺旨施行。”

——刘昫《旧唐书•本纪第三•太宗下》

材料三   布达拉宫大事记

材料一   所谓分封者，就是周人的一个或数个血缘氏族部落，集体向新的土地迁居。鲁国，是周公长子伯禽的封国，原来是周公东征讨伐的对象之一，商代重要的属国奄国所在地。

鲁国的受封是为了加强对东夷的控制……而鲁侯伯禽受封的六个殷人氏族和伯禽所带的周人氏族，构成鲁人的主体。以往的国都都是因氏族的自然聚落而形成的，偏重于血缘关系，这个时候的国就有了地域的概念。

——摘编自马克垚《世界文明史》等

材料二   罗马共和国在不断强大以后，加大对外扩张，罗马市民与外国人之间的商贸及其他交往不断加强。而随着交往的频繁，矛盾在所难免，在解决问题时所适用法律的矛盾同样十分尖锐，因古老的罗马公民法不能保护外国人的权利和利益，不能适应新的经济关系和社会生活发展的需要。基于此，公元前242年罗马设置了最高外事裁判官，在处理案件过程中，根据所谓“公平”“正义”的原则，按照统治阶级的利益与要求，有针对性地调整新出现的种种社会关系（到公元212年，罗马帝国皇帝卡拉卡拉颁布敕令，授予各海外行省臣民以公民权，除奴隶外，自由民都取得了公民地位），从而形成了万民法。

——摘编自谢冬慧《罗马法的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