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中国古代乡村治理是国家对地方进行管制的重要环节，其重要性无疑可以左右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基本轨迹，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统治者在乡村治理方面一直坚持“官民共治”的基本政策，即王权与族权的相互融合及博弈。国家依托乡村内部宗族，培养出一批委托管理人员并依此将“国家行政力量”深入农村。中国古代社会是通过强化宗法观念来实现对社会的管理和控制的，通过税收集中乡村社会资源，通过科举制将国家和乡村联结起来，使封建正统理论在教化中占绝对地位。

近代以来，传统乡村中的宗族势力开始衰弱，乡村绅士不断变化，村庄以往的风俗习惯难以应付愈加复杂的社会关系，国家势力开始广泛渗入村庄，知识分子也力求乡村重建，村庄被各种外来价值裹挟，逐渐形成嵌入性的乡村治理。以往基于村民生产生活形成的风俗习惯，难以在嵌入性乡村治理中发挥作用，而国家力量及知识分子对村庄重建的个人理念在乡村治理中则起到了重要作用。据统计，20世纪20年代末到20世纪30年代初，共有600多个学术团体和教育组织参与到乡村建设之中，建立了1000多个乡村试验区，梁漱溟、黄炎培等都是当时的典型代表。

——摘编自刘昂《中国乡村治理的三个阶段及其伦理特征》等

材料一 夏朝，设有监察之官“啬夫”。战国时期，李悝的《法经·杂律》为惩治滥用职权等职官犯罪提供了法律依据。自魏晋始，御史台脱离少府而成为完全独立的监察机构。唐代，尚书省左右仆射兼掌对御吏的监察。我国古代监察官员的选拔与任用，其标准大致包括品德、学识和经验三方面。如宋朝规定：“非曾经两任县令，不得除（授予）监察御史。”明朝谏官的职能由六科给事中取代，监察六部官员。清雍正年间，清廷取消了六科给事中执掌的封驳权，“以六科内升外转，始隶都察院”，都察院的监察职能进一步加强。清政府制定了我国古代最完整的一部监察法典《钦定台规》。至此，我国古代监察系统达到了高度的统一和严密。

——摘编自张国安《论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及其现代借鉴》

材料二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监察院是颇具特色的独立监察机关，它直接源于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思想。在近代中国的政制实验田里，基于中国传统的独立监察制度和源自西方的议会监察制度互相竞争。经过民国初年的探索与南京国民政府“训政时期”监察院的实践，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将美国式的参议院制度与中国传统监察制瘦融于一炉，使得监察院无议会之名却有议会之实。这样中西合璧的制度探索受到很多批评，但无论如何，监察院制度的弊端并不构成废除独立监察制度的理由，源自中国传统的独立监察制度至今仍有重大价值。

——摘编自聂鑫《中西之间的民国监察院》

材料三   党的十八大以来，伴随反腐败斗争形势的不断高涨，我国监察体制改革也在不断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由试点到全国推行，提高了监察机关的地位和独立性，实现了监察的无死角、全覆盖，整合了监察资源，形成了强大的反腐败合力，这是我国反腐败领域的一次重大创新，是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全局的一次重大变革。

——摘编自李凌云《新中国监察制度七十年的嬗变》

材料   宋朝的统治者充分吸取唐、五代弊政的历史教训，为了严密防范文臣、武将、女后、外戚、宗室、宦官等六种人专权独裁，制定出了一整套集中政权、兵权、财权、司法权等的“祖宗家法”。从太祖开始，用设官分职、分割各级长官事权的办法，将权力集中于皇帝，削弱了各级长官的权力。为防止宰相专权，设置了参知政事和枢密使，以分散其权力。为防止武将跋扈，首先解除其军权，授以虚衔，赋以厚禄；其次废除节镇支郡之制，委任京、朝官出任权知州事；在各州之上，又设监司和帅司，以监督知州，并分掌一路的民、财、兵、法等权，不用武将专制一路；武将一般只做统兵官，率领兵马。宋朝统治者的这些集权措施，都立之以法，而且日趋严密，甚至达到了细者越细，密者越密，举手投足，都有法禁的地步。

——摘编自白钢主编《中国政治制度通史》

材料   明朝对所有官吏的任用都实行一定范围和程度不同的回避制度。从回避内容来说，可分为亲族回避、籍贯回避和职务回避三种。从回避的职官来说，可分为京官、地方官和一些特殊地位的官。一般来说，所有官吏都实行亲族回避，地方官吏实行亲族和地区的双重回避。一些重要的官吏则另有特殊要求的职务回避。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   与世界上其他文明相比，中国古代政治呈现出独特的特征。早在秦朝统一前后，中国便出现了科层制政府并逐渐形成和完善了择优录用的科层选拔体制。帝制中国自公元前221年建立其间历经数番朝代更替，但一个相似的帝国政体却得以绵久不绝。帝制中国开疆拓土，特别是在北方影响的扩展，常常是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土之后自身汉化的结果。大部分时间里，军队由文官控制，除非内战乱世，武将一般没有干涉政事的能力。超验宗教未曾对政治发生重大影响，而政府又对各种信仰抱有较高的宽容态度。商人阶级在帝制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不具有重要的政治地位，即使在商业化和城市化水平臻至顶峰的北宋时期，亦是如此。

——摘编自赵鼎新《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

材料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的形成和吐蕃连年东渐的危机，使唐王朝急需建立一支强大可靠的中央武装。神策军本是陇右节度使所属的一支边防军队。安史之乱期间，神策军随鱼朝恩入长安护卫代宗，从此成为禁军。经过财政改革后的唐王朝给予神策军优厚的待遇，并采取收编和招募等方式扩大神策军的编制，发展神策军的武装力量。神策军迅速壮大，德宗时已增至十五万人，进入全盛时期。神策军的建立和发展，使唐王朝掌握了一支可靠的中央武装。神策军虽然在兵力配置上尚不足以与藩镇总体相抗衡，但是相对于藩镇个体而言则又处于绝对优势的地位，这正是藩镇不能取代唐中央政府的重要原因之一。之后，宦官控制了神策军及其他禁军，同时也控制了长安城及整个关中地区，这造成宦官集团长期专权的局面，对唐后期的政治和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

——摘编自漆侠主编《中国改革史》

材料 唐初进士科考试只试策,并不试文,后来又增加了帖读、帖经和杂文等形式不ー、不够规范的考试项目,但不定。高宗时,杂文成为进士考试的法定项目。开元以来,科举和文学的关系极为密切,“时海内和平,士有不由文学而进,谈者所耻”。唐玄宗遂对进士考试进行了两次改革。一是开元六年,针对考试中的浮艳文风,下诏要求“自今以后,不得更然”,科场及文坛都有所触动,时为宰相的张说和苏颋在骈文写作中崇雅浮艳,运散入骈。在当时,宰相有阅榜及定夺取士名单的特权,苏、张的文风之变对文坛骈丽浮艳之习有改易之功。二是开元二十五年,针对进士试中诗赋过于讲究声律的现象,颁布《条制考试明经进士诏》,调后的进士试确立了“三项剖”:帖经、杂文、策,更加重视文词。

——摘编自张晓敏《唐代进士科改革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