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我国古代自秦以来，多数朝代的监察机关职责就是监察百官。自中央至地方垂直领导， 具有相对独立性，监察官员摆脱了行政、司法桎梏，被誉为“天子的耳目”。历代对监察官员的选拔均十分严格，而对监察官员的考核，比一般官员更加严苛，奖优罚劣力度极大。 汉武帝时期的《刺史六条》、唐代的《监察六法》、明代的《宪纲条例》等都是以法律的形式严格规制监察权行使。为使监察机构既发挥应有效能，又要防止监察机构形成社会和地方独立政治势力，皇帝一方面赋予监察官至高无上的权力，但同时又不得不压低他们的官职品级。

——摘编自巩建萍《我国古代监察制度评析及其现代镜鉴》

材料二     孙中山、章太炎等人主张建立民主立宪政体，坚决反对沿用封建监察模式，认为监察官员是对民选的国民大会负责，而不是对君主负责，并主张监察官员应从考试、选举、任 命等较为民主的方式中产生。要求监察机构作为政体的一个独立部分，加强对所有政府官员的监察，充分保证监察机制能够持续有效地发挥它的效能。同时，他们吸取了中国古代监察思想的合理成分，反对只依赖议会对政府进行监察，认定建立独立的，有较大权力的监察机制是必要的。

——摘编自马克敏《略论民国时期的监察思想》

材料一   秦汉以来，地方行政区划一般是依据山川地形的自然界限或历史传统等因素来确定，即所谓“山河形便”。从元朝开始，行省区划主要以中央军事控制为目的，不惜打破自然地理界限以及经济区域联系，人为地造成犬牙交错和以北制南的局面。

——摘编自李治安《行省制度研究》

材料二   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设劝农官。次年设劝农司，以姚枢为大司农，派劝农使到各地考察农业情况。

——摘编自朱绍侯等主编《中国古代史》

材料三   蒙古人受汉文化的影响，表现在诸多方面。比如取名的时候，采用汉人的字、号习惯，或者像汉人一样取俗名、小名……在道德观念上，部分蒙古人接受了汉人的习俗。在色目人、蒙古人受汉文化影响的同时，汉人也受到蒙古文化的影响，表现在学习和掌握蒙古语言文字、使用蒙古名字、受蒙古婚姻、服饰等习俗的影响。

——摘编自李治安《元史十八讲》

材料一秦代设置的御史大夫，开了大一统封建王朝监察制度的先例。汉代，御史大夫掌监察权，辅助宰相监察百官；御史大夫下设御史中丞驻于内廷，监督君主和皇室成员。唐代，监察权则愈加独立和系统，尤其重视防范皇室与政府相互争夺权力，因此，唐代的监察权划分成了台、殿、察三个监察系统；中央政府的监察系统包括监察与谏议两项。宋代的监察权在制度上体现为台谏分行，“政令之推行有缺失，则台官弹劾之；其政令自身有不当，则谏官封驳之”，台谏本以主持公议为要义，然而，伴随着政治结构内部相权低落而君权上升这一趋势，尤其是将谏官改为由君主亲擢这一重要转变，谏院遂形成与政府对立制衡之势，君臣一体的格局遭到破坏，监察权也失去了尊严与认同。明清时期，君权强化，但明代仍让权能极重的分科给事中制度监督政府专营部门，分科给事中享有审核权、封驳权、意见权和政令否决权。

——摘编自柳诒徵《国史要义》

材料二分权制衡作为西方立宪主义理论的核心，在被借以解读中国政治传统中的监察权原理时，从逻辑上来看，往往难以贯通融洽。围绕中国的监察权传统，钱穆在历史政治学视野中对监察权的基本原理及其宪制精神展开了系统性的新诠释：“中国传统政制，因由此制度之存在，故虽不能如西方之不能有国会与政府为对立，而政府权力仍有其自身调节之机制。”监察权内化于政府体系，这与西方追求监察权与行政权的对垒牵制的制衡原理泾渭分明。议会制政府中，民众与政府之间有一国会，民众对于政府的监督以及政府对于民众意见的获取均以国会为中介。“若我们说西方政权是契约的，则中国政权乃是信托的。”圣君贤相，常为中国社会上的一种普遍希望。信托政治的传统是以治理人的职权规定与政治责任是否匹配为核心，对于理想政治的追求不是以克制人性为中心，而是更为注重德望与实责的相辅相成。显然，相对于西方宪制架构对有限权力的热衷，中国监察权传统则更为重视国家治理者所具有的学识与道德如何转化为治理效果。

——摘编自胡云《风宪再造：钱穆政治思想中的监察权理论》

材料   明朝对所有官吏的任用都实行一定范围和程度不同的回避制度。从回避内容来说，可分为亲族回避、籍贯回避和职务回避三种。从回避的职官来说，可分为京官、地方官和一些特殊地位的官。一般来说，所有官吏都实行亲族回避，地方官吏实行亲族和地区的双重回避。一些重要的官吏则另有特殊要求的职务回避。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一   秦中央监察机关为御史府，御史大夫为副丞相，佐丞相之职，御史府附从于相府之内。汉初承用秦制，御史大夫既为副丞相，又是监察长官。汉朝中央监察机关由司直、司隶校尉和御史府组成。司直属于丞相府官员，主要负责行政系统内的监察，集行政与监察于一身。西汉后期至东汉，御史大夫转为三公之一，御史中丞不再履行相应的行政职责成为独立的最高监察长官。

——摘编自艾永明《中国古代监察体制评析》

材料二   汉武帝时期，划分全国为十三部监察区，每部设刺史一人，负责定期监察工作。汉武帝还亲自参与制定适用于刺史的监察法律《刺史六条》。唐初分全国为十道监察区，由监察御史十人定期分巡各道州县。开元二十一年（733年）改全国为十五道，监察御史亦增加至十五人。刺史和监察御史品秩虽低，但有权巡按郡国和州县长官，百司畏惧，是皇帝的耳目之司。

——摘编自张晋藩《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

材料一：在雅典，官员“在任职前，其资格皆须先经审查”。以执政官为例，其资格先由500人议事会审查，如果有问题提交法庭裁决，以确定其是否能够担任这个职务。执政官和将军“在每一主席团期中都举行一次信任投票，看他们是否称职。如果这种投票反对其中任何一个官员，他便应在陪审法庭中受审，如有罪，则决定他的刑罚或罚金，但是如果无罪，他即复职”。每个官员在任职期满后，还要由专人对其在任职期间的活动和帐目进行审查。

——摘编自于江《雅典民主制评析》

材料二：两汉时期，中央监察机构开始独立设置，并形成全方位监察体制，监察官员在皇帝领导下独立行使监察职能。地方监察机构实行中央垂直领导体制，与地方政府无隶属关系。汉武帝时期，每个州设刺史一名，专职监察地方，后来设立的司隶校尉负责京畿七郡的监察事宜，尔后逐渐设立十三部刺史。刺史最初由丞相府司直节制，武帝晚期至昭宣时期则逐渐转归御史府管辖，这是中央最高监察机关，诸多事宜具体由御史中丞执掌。

——摘编自赵青娟《汉代监察制度运行机制研究》

材料一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完成了统一大业，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制主义君主集权的王朝，表现出了强烈的“大一统”观念。秦始皇在兼并东方六国后，一方面北击匈奴，一方面用兵岭南，使其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眺、晃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实现了空前的疆域一统。秦始皇在都城咸阳附近营建了许多宫殿，宫殿布局取法于天上的紫微宫，这俨然是人间上帝的居处，天下一统的象征。他采取这些措施，和他采用皇帝的名号一样，就是要表示，他在人间的权力与上帝在天上的权力相当，这些都是为了显示皇帝的无上权威。为了巩固统一，结束六国异制的局面，秦始皇还“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以秦律为基础，参照六国律，制定了全境通行的法律。秦始皇以战国时期秦国官制为基础，把官制加以调整和扩充，建成了一套新的政府机构。秦始皇在兼并六国的过程中广泛地推行郡县制，将地方完全置于中央的控制下。中央集权的制度从此确立。

——摘编自范晓剑、冀列《秦朝的大一统观念与史学》

材料二 汉武帝时，封建社会正处在上升阶段，汉武帝坚持秦始皇的法家路线，为集权国家的稳固、疆域的扩展，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这一过程中，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向周边地区和国外不断传播。中国的铸铁技术、打井技术、耕作技术，农业生产工具均传至大宛等西域国家。在更广阔的范围内，由于各族之间的友好交往，彼此之间共同性增加，差别缩小。各族人民制造的优秀文化和文明成果成了中国人民的共同财富。所以，史学家范文澜说汉武帝“为现代中国的广大疆域奠定了初步的基础”，他使中国作为当时世界上一流强国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摘编自孙睿紫《汉武帝推进大一统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