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对于早期中国家庭来说，继承户主之位的人承担着祭祀权、政治权和财产权。祭祀权力的取得标志着该人取得家长之位，以保证血缘传承的连续性。在早期中国，平民有权获得田宅，但大部分民众没有财产继承，继承权丧失了现实意义；只有贵族阶层真正享有法定继承的权利。秦汉时期的法律规定，订立遗嘱要在官府登记，如果是临终书面遗嘱，需要聘请见证人和家属到现场。秦汉时期的继承行为，可以发生在父母健在之时；父母逝世后，再进行家庭财产分配。
材料二 早期罗马家庭财产以家族为单位，如果一家之主亡故，按照法律规定，家庭财产的所有权不会随之进行转移或灭失，仍然由该家族进行保有，以保证家族延绵。《十二铜表法》颁布后，罗马采用会前遗嘱与战前遗嘱两种形式进行继承。战前遗嘱不适用于和平时期，而会前遗嘱的订立对象仅限于贵族。由于平民的财产数量不多，因此平民不重视家庭祭祀与遗嘱订立。罗马法对于财产继承的规定极为系统和规范，比如对于遗嘱的订立有严格的规定，必须有一定数量和身份的见证人，完成特定的程序，遗嘱才能成立，继承开始的时间是从遗嘱人死亡之时。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王砚文《秦汉与古罗马财产继承制度比较研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古代中国继承制度出现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中国与古代罗马在继承权方面的异同。
| A．禅让制 | B．宗法制 | C．分封制 | D．王位世袭制 |
3 . 材料一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国家始终是以变体的家长制形态出现的，也就是“家天下”的变体。当时由于小农经济无法提供足够的经济支持，国家的权力机构往往并不深入到乡村社会，而是止于县政；在乡村社会通过“家国同构”的社会组织，利用乡村自治组织力量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农民对“家”的认同自然而然地延伸为对“国家”的认同。因此，治国和治家的规则是通用的，“三纲五常”既界定了个人与家庭的关系，又规范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而专制皇权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因而往往借助乡村社会内生的伦理教化来实现在乡村的统治，而不仅仅是借助“横暴的权力”。
——摘编自任剑萍《对中国古代“家国同构”之探析》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介绍外国历史地理著作的问世，打开了国人嘹望世界的窗口，初步产生了真实而朦胧的世界观念，同时摒弃了“天朝大国”的守旧意识。从19世纪70年代起，尤其是甲午战后，西方近代国家观念多渠道传播输导到中国，都是以西方近代国家理念为坐标，宣扬了西方近代国家的议会制度、三权分立学说和主权在民思想，无形中构成对君权至上的天朝意识的挑战。在维新人士中，严复比较系统地把西方近代政治学说译介给国人，用进化观念观察社会和国家问题。梁启超热情传播卢梭的天赋人权论、孟德斯坞的三权分立说等理论。孙中山也主张，革命成功后建立的民国，“效法美国选举总统，废除专制，实行共和”。
——摘编自李华兴《中国近代国家观念转型的思考》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中国政治统治的基本特点，并分析形成上述特点的主要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推动近代中国国家观形成的历史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