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起源于西周的考绩制度，已有《大计法》作为对职官进行行政考核的依据。唐朝考绩奖惩制度臻于完善，一至九品流内官的考核标准是《四善二十七最法》，“四善”即德、慎、公、勤，是考核官员的道德标准，以确定其对朝廷是否忠诚、效力；“二十七最”是依官员职务性质不同而界定不同的要求，如“训导有方，生途克业，为学官之最；赏罚严明，攻战必胜，为将帅之最”等。官吏晋阶升级都要经过考课，合格者升迁，不合格者降级使用。宋代考课制度中除相应考课律法外，还有循资考核的磨勘制：“不问其功而问其久，官以资则庸人并进”。不少朝代明文规定考课官吏“取自上裁”，强化了下级官吏归上司的依附性。明清时期考绩制度进一步发展，明有《考满法》《考察法》《考成法》，清有《京察法》《大计法》等。
——摘编自李孔怀《中国古代行政制度史》
材料二 英国从19世纪开始对公务员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首先是加强公务员职业道德教育：除要求自律外，还形成了一套具体的行为法律规范如《检察官准则》。其次是立法和司法机构对政府机构的制约：从法理上说，议会拥有立法权、财政权、监督权，司法机构有权对行政机构及其官员的行为进行监督。再次，英国没有专门的和单一的反腐败机构，负责反腐败的机构分散于议会、司法部门、审计部门以及政府部门内部，从而形成了广泛的反腐败网络。1889年，英国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反腐败法，即《公共机构腐败行为法》。1906年将范围扩大到不仅包括公共机构的工作人员，而且包括公共机构本身。1916年通过的《防止腐败法》再次扩大了公共机构的范围，即包括一切地方性和公共性机构。……舆论和新闻媒体的监督是对政府滥用职权的一种有效制约，使腐败行为更容易暴露在阳光下，因而在实际上对腐败行为起到了威慑作用。
——摘编自李靖堃《英国反腐败机制》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官员考核制度的特点和弊端。
（2）根据材料二，概括英国公务员管理制度的特点。比较材料一、二，指出中国古代官员考核制度与英国公务员管理制度在本质上的不同之处。
材料一 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卿，银印青绶，掌副丞相。有两丞，秩千石。一曰中丞……外督部刺史，内领侍御史员十五人，受公卿奏事，举劾按章。
——班固《汉书•百官公卿表》
材料二 唐朝建立了另一套更有效的谏官系统，虽然谏官以皇帝为监察对象，把皇帝当作国家的最高官吏，对传统的监察——“以法治吏”，不失为一项重大突破。谏官，职能为对君主言行和违失进行直言规谏，规劝其改正错误……谏官系统这一面独特的“监察镜”，及时纠正了不少决策上的失误，避免害民乖谬之政，防患于未然。它虽然仍受到皇帝、谏官双方政风的制约而难免有很大的局限性，但其监察功能是显而易见的。
——摘编自李孔怀《中国古代行政制度史》
材料三 明朝改御史台为都察院，又罢谏院，设六科给事中，成为六部的独立监察机构，科道并立。地方设十三道巡按御史和各省提刑按察司，同时设督抚，形成地方三重监察网络。至清朝，将六科给事中划归都察院，科道合一，地方监察沿用明制……还以皇帝的名义制定了我国古代最完整的一部监察法典《钦定台规》。
——摘编自饶文波《廉洁文化之旅之中国古代的廉政制度》
材料四 权力应当是居于制度、法律之下的，权力应当是相对被动和受控制的。遗憾的是，中国传统的人治政治，造成权力无限、为所欲为的后果。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方面政治制度与法制十分发达，一方面却是贪污腐败盛行的矛盾现象的总根源。王亚南先生甚至认为，一部二十四史就是一部贪污史。
——摘编自曾小华《强力与无奈——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政治分析》
（1）根据材料一，归纳御史大夫的地位与职能。
（2）根据材料一、二，指出唐朝的监察制度相对于秦汉有何突破。
（3）根据材料三，概括明清监察制度达到顶峰的表现。
（4）综合上述材料，指出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特点。发展到顶峰的清代监察制度为何不能肃清官员贪腐？
3 . 阅读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材料一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是在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创立并逐步成熟的，基本标志是中央专门监察机构的出现和地方监察体系的初具规模，秦设御史大夫，且为副相，在郡设监郡御史监察郡政。汉设御史府，与丞相府并重；丞相遣刺史往地方监察，郡守以下设督邮，负责属地监察。魏晋时御史台独立，成为皇帝直接领导的国家专职监察机关，中央监察机构初步统一，监察职权有所扩大。唐宋时御史台内分设台院、殿院、察院三个各有侧重、分工合作的系统，在地方则建立起多重监察制。明清时，御史台易名为都察院，官员设置有所缩减，比较简约精干，大体与中央六部和地方十三布政使司行政系统相适应；分工比较明确，各司其职。
——改编自纪宝成《中国古代治国要论》
材料二 清政府1908年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性文件。虽然它仍然规定“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但它首先要求“上自朝廷，下至臣庶，均守钦宪法，以期永远率循，罔有逾越”；其次规定不经议院议决，君主就不能颁布法律，“已定之法律，非交议院协赞”，君主也无权“以命令更改废止”。这种一切权力都是法律监督对象的宪政观念的诞生、传播和逐步被接受是法律监督近代化的最大成就。在传统的监督体制中，监察机构独立承担着整饬吏治的职责。近代逐步确立了集立法、行政、司法和审计监督等各种法律监督于一体的综合监督体制和分权制衡的法律监督原则。随着报纸、电台等新式传媒工具的出现和“庶政公诸舆论”等立宪指导思想的公布，“庶人不议”的禁令解除了。几千年的封建文化专制出现了松动，人们第一次可以合法地指陈时政，议论国事。同时“党禁”的解除使得政党政治第一次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这些新生事物为中国法律监督体制注入了新的活力。
——摘编自刘双舟《简析我国法律监督体制的近代化》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发展的趋势。并结合所学，分析其历史作用。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近代中国监察制度的主要变化，并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方面分析原因。
材料一 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是人性本善的哲学传统。在这样的人性论和人文环境中，一方面中国古代的行政监察因为人心本善的理论预定和圣人崇拜而不被重视，另一方面行政监察成为封建帝王的统治手段。更为可悲的是，这种统治手段并没有上升为一种制度的安排，加以固定下来，它完全仅作为帝王个人驾驭群臣的政治手段。这也是为什么西方行政监察思想能够推动行政监察制度的建立和实践的发展，而中国古代的行政监察却日益萎缩并退化、变异为一种特务制度的原因。
材料二 西方从古希腊神话中潘多拉的盒子到基督教的原罪与救赎。都确信不疑地认为人性本恶。既然人性本恶，那么权力的腐败和滥用也就无从规避。在此基础上，西方得出政治原罪论：有权的人在行使权力时有一种自私和邪恶的自然本性和犯罪的潜在危险。西方对人的天然不信任迫使西方人时刻保持着对权力的天然警惕。孟德斯鸠警告人们：“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经验。”于是洛克说“在一切情况和条件下，对于滥用职权的权力的真正纠正办法，就是用权力对付权力。”这样，西方创造出了基于分权制衡原则的行政监察理论。
——以上材料摘编自屈双湖、胡雪纷《基于人性的行政监察思想及其实践分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中国古代行政监察造成的消极影响。（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西方和中国古代行政监察在实施中的不同之处，并说明造成这种不同的原因。
材料一 17世纪末叶以后，一批开明的思想家开始对圣经和天主教神甫的著作表示怀疑，甚至对希腊罗马古典文明的优越性也提出异议。在这个新旧思想交替的时期，恰好传来了中国文化的信息，使一些学者加强了摆脱传统观念的信心和依据。……孟德斯鸠承认中国的专制君主比较有节制，承认传教士和伏尔泰交口称赞的皇帝提倡耕织、兴修水利、实行科举考试、设置谏官具有限制暴政的作用。伏尔泰对中国政治几乎完全持推崇态度。他提倡以农为本，宣称只有农业能够增加财富、贬低货币和商业资本的作用，盛赞中国君主以农为本重视农业的政策与措施，建议法王也效法中国皇帝举行春耕“籍田”的仪式。
材料二 大约从18世纪中后期开始，……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兰克（1795-1886）认为中国人是永远静止的人民，因而他对英国以强权打开中国抱着一种欣赏与喝彩的态度。
其他德国文化人也几乎都小觑中国，蔑视儒学，“孔夫子”在德文中竟然常被人们有意与“糊涂虫”谐音混用。英国散文家汤姆斯·德·昆西（1785-1859）在他的作品《一个服鸦片的英国人的自述》中则带着更加厌恶的口吻描述中国。他说：“我经常想，如果被迫离开英国而住到中国去，生活在中国的社会和景物里，我一定会发疯。”
——材料一、二均摘编自张海林《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17世纪欧洲学者对中国文化的基本观点，并说明其形成的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一、二，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从18世纪中后期开始欧洲人对中国的态度所发生的变化，并分析变化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