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战国时期，秦对外扩张活动不断加剧，县的数目也越来越多。秦国郡辖县制度的形成，大概要到战国末期。秦帝国建立后，废除分封制，确立郡县制为帝国的地方行政制度。……秦汉郡县的机构庞大，人员众多，但塔顶是至高无上、独揽大权的皇帝。

——摘编自易宁 《秦汉郡县制、罗马行省制与古代中西文明的特点》

材料二：为避免重蹈前代覆辙，宋初将地方政府恢复到州县两级，但同样陷入管理幅度太大的困难。为此，宋代统治者设置了高层政区——路，但不设路一级的单一长官，把路虚化，路、州、县的官员由中央官员担任，宋代行政区划变成中央官员的分治区域，而不是地方官员的行政区域。元明清三代都是国土广袤的大帝国，只能采用多级制的地方政府，如元代就形成了最多达五级的行政区划，但结果仍能维持高度中央集权。自宋以后，古代中国历史上不再出现因割据而产生的分裂局面。

——摘编自周振鹤 《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十六讲》

材料一   唐宋之际的中国社会发生了多方面的深层次的变革。从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变来看，6世纪以前和10世纪以后的政治体制和官僚形态存在着重大的区别。南北朝以前，贵族集团对政治具有强大影响，官吏的任命基本以门第为标准，地方佐官由长官辟举，中央与地方在具体政务运作的层面上并未完全联结为一个整体。而到北宋时期，各级政府，包括中央政府，都是由官僚而非贵族负责运转，贵族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对帝国政治运作的影响力基本消退。官吏全部由中央政府按才学标准和官职资历加以任命。中央与地方在各方面具体政务的运作中走向一体化，皇帝本人也走到了处理国家政务的前台，“朝廷（皇帝与宰执为首）—州县一百姓”架构下的国家形态基本成型。

——摘编自刘后滨《政治制度史视野下的唐宋变革》

材料二   在中国社会形势动荡不宁，人心思变的20世纪初，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革命斗士开始热情的向中国人民宣扬自由、民主和革命的思想。在三民主义思想的指导下，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经过英勇的战斗，终于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成立了中华民国。但是中华民国南京政府仅仅只存在了几个月，政权便被袁世凯所篡夺，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取，最终宣布恢复帝制。在这样的情形下，民国并没有民主可言，正如孙中山所指的那样，“失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

——摘编自方敏《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

材料一   周人以同姓兄弟或姻姓亲信所封的诸侯国已非过去承认的原有邦国，而是以武力为背景，在原有众多邦国的地域内人为“插队”进去，很像“掺沙子”。这是鉴于殷商孤立而亡的教训，属于周的创造。分封出去的邦国，仍是“有其土，田，人民”的地方实体，并实行贵族世袭统治，地方拥有实权。

——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

材料二   自秦朝中央集权体制建立以来，地方主要官员多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免，以实现中央对地方的垂直管理。如果说秦朝只是郡守和县令由皇帝和中央政府任命的话，至唐宋时期，“海内一命之官并处于朝廷”，地方州县长官甚至其部属均由中央分发……为防止地方权力坐大，汉代通过“推恩令”，使地方诸侯失去了地方治权；宋代通过“制钱谷”，控制了地方财权……秦朝的御史府、汉代的十三州刺史、北宋的监司和通判等，均是代表中央政府负责监察地方的官员，发挥着“以小驭大，以卑监尊”的功效……地方政权的划界，就演变趋势而言，也越来越淡化山川形便，究其原因在于若地方政区地形过于险峻，易守难攻，易形成割据势力。

——摘编自丁祥《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两大基本关系的剖析》

材料一   北宋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对解决藩镇跋扈，维护国家统一起了重要作用，在客观上也是有利于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这些措施虽然解决了中央与地方藩镇的矛盾，却种下了“积贫积弱”的祸根。如实行兵将分离政策，带来了将帅无权，指挥不灵，以致军队战斗力削弱的弊端。虽然北宋政府豢养了百余万军队，却阻挡不住辽、西夏的袭扰。由于各级政府权力的分散，形成了叠床架屋的官僚机构，官吏众多，行政效率低……总之，北宋实行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措施，在一定时期起了巩固政权的作用，后来便逐渐走向反面了。

——朱绍侯《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   行省即行中书省的简称……在全国范围内设置十个行省，成为地方的最高统治机关，行省于地方事务，无所不统。与宋地方长官行政、军事、财政三权分掌的体制相比，元的行省拥有的权力要大得多（凡钱粮、兵甲、屯种、漕运、军国重事，无不领之）……行省制的设置，是由当时境土辽阔、交通不便，以及蒙古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内地原来深刻的矛盾没有缓和，而民族矛盾又很尖锐的形势需要所决定的。

——摘编自周良霄、顾菊英《元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