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唐代官场首重门第。五代门第观念消退，王朝决策权掌握在一批靠个人能力上台的文吏型官僚手中，他们的“家世背景逐渐淡化而个人因素相对受到重视”。宋代文官普遍以个体形式入仕，官员个人的出身问题遂日渐凸显。南宋孝宗时，蔡幼学在殿试策论中写道：“文武之别，有出身、无出身之辨，在古盛时，未闻此法。”南宋中后期官员李曾伯在《谢潼漕请举》中亦云“盖官版虽登，尚以出身、无出身之异”。这反映出在当时官僚群体内部，“有无出身”是一条重要分界线。
──周佳《宋代科举政策背景下的“出身”含义变化》
材料二 它（科举制）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其流弊日深。特别是道光、咸丰以后，一方面列强的入侵，通过科举选拔的人才，不足以应付“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一方面西方文化的输入、师夷长技思想的影响，促使一批忧国之士认识到八股取士导致士子只知诗文而不通中外，“心术坏而义理锢”，一批新人开始对科举制度展开了越来越猛烈的抨击。有人开始提出改革科举制度的建议，也有人开始对沿袭了千余年的考试制度进行大胆的变通和探索。
——李世愉、胡平《中国科举制度通史·清代卷》
材料三 德才兼备、以德为首是孙中山选拔人才的标准。他说“当议员或官吏的人，必定是要有才、有德、或者有甚么能干，才能胜任愉快的。”又说：“有才有德的人才能当我们的公仆。”
——房列曙《论孙中山的文官考试思想》
(1)根据材料一简述唐宋选官制度的变化，并结合所学分析该变化出现的制度原因。
(2)根据材料二概括道咸以后科举制度受到抨击的原因，并结合所学简述清朝末年清政府对科举制“大胆的变通和探索”。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概括孙中山的文官考试思想，并指出其思想的影响。
| A．出身背景影响科举竞争 | B．世家大族把持入仕门径 |
| C．科举制是九品中正制翻版 | D．社会阶层流动趋于停滞 |
| 类别 | 家庭背景 | 人数 | 比例 |
| 官宦士子 | 祖辈或父辈曾经担任过官职者 | 50 | 42.4% |
| 寒素士子 | 祖辈及父辈都不曾担任过官职者 | 17 | 14.4% |
| 家世不详 | 根据史料难以判明家庭背景者 | 51 | 43.2% |
| A．社会阶层流动加强 | B．科举制度功能弱化 |
| C．世家大族把持选才 | D．平民入仕欲望强烈 |
材料一 宋太祖确立了“崇文抑武”的治国方略，着力拉拢士人。宋太宗时期开始大规模地开科取士，广泛吸纳读书人参与宋朝政治，激发了宋朝人读书求学的热情，社会上兴起了“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价值取向，学校教育随之大兴。宋仁宗时初步恢复了从太学、国子监到州、县学的官办教育。到宋徽宗朝，在学人数有二十一万余员。民间创办的私人书院在宋朝也大行其道，如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等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宋代教育还出现了一个重要趋势，那就是南方的文化教育逐渐发展起来了，南方读书人考中科举的人数也大大超过了北方，这种现象甚至一度引起了北方官员的不满。不论是官学还是私学，大都围绕科举考试来安排教学，故其教学内容偏重经学、诗赋，铸就了中国应试教育的传统。发达的宋代教育，为“华夏民族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局面的出现做出了贡献。
——摘编自陈振《宋史》
材料二 晚清时期虽在兵燹之中，却相当重视教育对于富国、强国的积极作用，进而维护清政府的统治。从某种程度来说，晚清时期的教育比社会一些其他领域更早地踏上了近代化的历史进程。晚清时期，教育近代化变革的主要目的在于富国、强国，从而维护清王朝的统治，但由于教育近代化的被动性，变革是非系统且自下而上的。教育变革的演进，既有传统文化的自觉，也有对西方文化冲击的回应。由于无法真正地充实传统文化的内核，“中学为体”便聚焦在维护皇权统治上，而非造就新人；“西学”在教育上的内涵、外延日益丰富，经历了由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的演变。“中体西用”的宗旨面临着“体用不二”的挑战，近代化带来的文化认同危机也产生了伦理危机，对传统的人身依附关系提出了挑战。道德体系及道德教育模式解构与建构的乏力，从社会伦理关系上加剧了传统文化的断裂。
——摘编自戴红宇、张荣伟《论晚清教育的变革与断裂》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教育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晚清教育发展的趋势，并概述其出现的背景。
材料一 宋代科举取士情况简表
| 科举取士人数 | 平均每年取士人数约为唐代的5倍，约为元代的30倍，约为明代的4倍，约为清代的3.4倍。 |
| 进士出身背景 | 据《宝佑四年登科录》所载，仅该年录取进士601人，其中官僚出身的184人、平民出身的417人。 |
| 担任高官比例 | 北宋的71名宰相中，有64名为进士或制科出身，除去一些特殊情况，真正不由科举而任宰相者，仅有3人。 |
| 进士及第方式 | 礼部录取后，要到殿庭复试。及第与否和及第等级由皇帝决定。 |
——据张希清《论宋代科举取士之多与冗官问题》等
材料二 一方面承负沉重的外部压力，一方面鉴于五代时期内部变乱频仍、政权倏忽更迭的教训，“稳定至上”始终是赵宋王朝内政措置的目标。外部压力当前，宋代的军力不振，一直被人诟病：“一个以军人为首脑而组成的国家，偏在军事上的作为，不及其他任何主要的朝代。”
——据邓小南《一个“生于忧患，长于忧患”的朝代》
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对宋代的立国特色加以评析。（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表述清晰，逻辑严密）材料一 东汉末年，察举权操于州、郡长官之手，往往有权贵请托的现象出现，早已失去其“乡举里选”的本意。再者，东汉社会颇重清议，品评人物的风气盛行，加上《人物志》等书籍的提倡，于是士大夫之间已有一种互相品题的习惯。……在吞并吴、蜀，统一了全国后，曹文帝面临和平时期的国家建设，需要大量人才，然而，由于长年的战乱使得“士人流徙，脱离乡土”，这种形势下，各级官府很难掌握人才的才学能力情况，致使很多人才被埋没。鉴于此，当时的吏部尚书陈群提出关于人才选拔制度的建议，即后来的“九品中正制”。
——摘自高园《试析我国古代荐举与科举选官制的利弊》
材料二 唐代开科取士，任何人士不论高门大族或寒门出身者，只要有真才实学，均有获选参政的机会。……唐代人才辈出，名相如狄仁杰、姚崇、宋璟、张九龄等，均由进士科出身。但行之既久，成了入仕的主要途径，于是士人争相埋头于追求功名，但求及第作官，不管实际政治才干，结果造成吏治日坏之患，流弊不少。甚至唐代中叶以后，由于应明经试的多为世族子弟，应进士试的多为寒门士子，两派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结成朋党，援引私已0互2相攻击，形成后期之“牛李党争”，出现宦途歧分。
——摘自高园《试析我国古代荐举与科举选官制的利弊》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九品中正制产生的背景。
(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唐代科举考试的利与弊。
材料一 中国历史上曾经存在各种选拔人才的标准，或以血统，或以军功，或以赀财，或以德行，或以才干等。除夏商周时期是以血缘为唯一标准外，其余大部分时期，德与才都是文官选拔标准的主旋律。夏商周三代官吏的选拔范围严格限制在血缘关系之内，他们遵从的是以血缘关系的亲疏来确定官职高下的“亲贵合一”制度。春秋战国时期，各国诸侯国纷纷摒弃以血缘为标准的选拔制度，打破了贵族制人事制度下的等级界限，使一些有才能而出身卑微的人得到重用。隋唐时期，创立了科举制，把平等竞争机制引入选官制度，向社会各阶层人士敞开了入仕的大门。入宋，工商杂员子弟亦被允许报考，甚至僧侣道士也能应试。
——摘编自张国安《中国古代文官选拔制度及其现代借鉴》
材料二 孙中山认为，治国关键在于选拔和任用官员，国家机关是由大小各种官吏管理运转的。官吏的好坏称职与否，直接影响着国家管理的成败。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实行常任文官制，一般只对普通文官即“下级官吏”实行考试，而“委任官”亦即政务官则通过直接选举或委任制产生，这具有严重缺陷。实行考试制度，不仅能保证人民选用德才兼备的“专门家”组成国家官吏队伍，且符合中国国情和传统。在孙中山看来，考试是实现平民政治、平等政治的美意良制。考试以其公平性在形式上为无论贫富贵贱的人提供了一个均等机会，特别有助于社会底层成员通过努力读书实现社会阶层流动，改变自己的地位。
——摘编自魏春明《民国时期文官考试制度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文官选拔制度的变化趋势及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孙中山力主考试选用官员的原因。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影响一个国家文官选拔的因素。
材料一：世官制其实是个蛮稳定的制度，它具有可预测性，减少了贵族内部的摩擦，很适合一个静态的社会。但是它没有能够永久持续下去。在春秋中期，它就出现了崩塌的征兆。问题出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周王朝不再能维持大一统局面，各个诸侯国各自为政，静态社会变成动态社会，所有的政治实体都面临巨大的压力。诸侯国必须追求军事和行政效率，内部也必须重新切割权力格局……第二个变动来自民间，在西周的时候，只有官学而没有私学，民间完全处于无知无识的状态，但是到了春秋时期，知识开始普及，知识分子呈现爆炸式的增长……而且这些知识分子本身也渴望做官。这种来自民间的求职压力也推动了选官制度的变化。到了战国时期，世官制度就整体性的崩溃了。
材料二：科举制的发展终究是不可遏制的。唐朝越到中后期，越看重进士出身的官员。从朝廷到民间都认可了科举制的正途地位……科举制对中国的影响过于复杂，早已溢出官员选拔这一层面。它带来的利弊得失很难衡量，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在唐朝发生了这样一场巨大变革，将中国政治文化史齐腰而斩，分裂为面具迥异的两段。
——据押沙龙《从贵族世官到九品中正》整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世官制崩溃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及所学知识，说明科举制的发展不可遏制的原因，并谈谈你对材料最后一句话的理解。
材料一 中晚唐五代时期，在完善科举考试监督体制方面，除中书门下省的复核和复试制度之外，中央采取了其他措施来保证科举的公平，如中晚唐五代科举考试实行锁院制度。此外，在唐前期科举制度刚施行时，就有相关法律做保障，而且该法律确实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执行。中唐以后，中央对科场违纪的惩治明显增强。中晚唐明确规定，由御史台对科举考试进行监察。御史台专门负责执行锁院任务，监察考官、举子的违纪行为，查办科场案件和相关纠纷。
——摘编自金滢坤《论中晚唐五代科举考试的复核、复试及监察制度》
材料二 宋承唐制，并对科举进行了整顿与改革，使之更加完善。且宋朝皇帝十分重视选拔文士治国，所以科举取士至宋时达到了极盛。两宋进士科共开118科，录取进士42000余人，是中国历代取士最多的王朝。开宝六年（973年），宋太祖在讲武殿亲自主持进士科考的复试，从此确立了殿试制度，使“及第”（考中录取）之人都成了“天子门生”。此后形成了乡、省、殿三级考试。到嘉祐二年（1057年），宋仁宗下诏“进士殿试，皆不黜落。”自此，凡省试合格，殿试就只有名次之别而皆成进士了。为杜绝请托舞弊之风，宋淳化三年（992年）以后，相继建立起锁院、糊名、誊录、磨勘等制度，从而把科举考试基本上建立在了公平竞争的基础上。
——摘编自马茜华《中国古代选官主导方式演变述论》
(1)根据材料一，归纳唐朝和五代时期完善科举考试监督体制的措施。
(2)根据材料二，概括宋代科举制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科举制初成于隋朝而成熟于唐宋。唐中期以后，宰相群体中进士出身者达80%以上。两宋时期，公平公正的原则得以继续贯彻。据统计，宋朝科举取士达10万人，是唐朝的5倍多。隋唐之后，选拔标准的设定向治国经邦的方向发展。北宋科举重经义、策论，元朝规定科举考试要从四书五经中出题，明清两朝则固定以经义和时务策为重点考试内容，对人才的要求逐渐向经义实务并重的方向细化。国家通过科举考试逐渐确定的人才培养方向，辐射到全国的官办学校和地方社学，形成了与科举考试互相配合的文化教育体系。
——摘自解扬《评价科举制度应坚持两分法》
材料二 甲午战后，康有为指出：“中国之割地败兵也，非他为之，而八股致之也”；1903年，袁世凯、张之洞上奏：“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远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于各国。”随后清政府确立兼顾普通教育、实业教育和师范教育的近代教育学制，并于1905年谕令停科举以广学校。科举停废导致传统社会秩序和支撑官僚系统以及促使儒家文化传承的制度根基突然铲除，带来了社会震荡、政治混乱和文化断裂等后果。在科举被废后，出现为科举平反的呼声。孙中山说：“唐宋厉行考试，明清峻法执行……人才辈出；虽所试科目不合时用，制度则昭若日月。”更有学者认为科举制所蕴含的现代性具有超越帝制时代的生命力。
——摘编自刘海峰《科举革废与辛亥革命》
(1)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科举制的特点。
(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争知识，指出清末民初有识之士对科举制的前后态度，并分别指出其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