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历史上曾经存在各种选拔人才的标准，或以血统，或以军功，或以赀财，或以德行，或以才干等。除夏商周时期是以血缘为唯一标准外，其余大部分时期，德与才都是文官选拔标准的主旋律。夏商周三代官吏的选拔范围严格限制在血缘关系之内，他们遵从的是以血缘关系的亲疏来确定官职高下的“亲贵合一”制度。春秋战国时期，各国诸侯国纷纷摒弃以血缘为标准的选拔制度，打破了贵族制人事制度下的等级界限，使一些有才能而出身卑微的人得到重用。隋唐时期，创立了科举制，把平等竞争机制引入选官制度，向社会各阶层人士敞开了入仕的大门。入宋，工商杂员子弟亦被允许报考，甚至僧侣道士也能应试。

     ——摘编自张国安《中国古代文官选拔制度及其现代借鉴》

材料二   孙中山认为，治国关键在于选拔和任用官员，国家机关是由大小各种官吏管理运转的。官吏的好坏称职与否，直接影响着国家管理的成败。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实行常任文官制，一般只对普通文官即“下级官吏”实行考试，而“委任官”亦即政务官则通过直接选举或委任制产生，这具有严重缺陷。实行考试制度，不仅能保证人民选用德才兼备的“专门家”组成国家官吏队伍，且符合中国国情和传统。在孙中山看来，考试是实现平民政治、平等政治的美意良制。考试以其公平性在形式上为无论贫富贵贱的人提供了一个均等机会，特别有助于社会底层成员通过努力读书实现社会阶层流动，改变自己的地位。

       ——摘编自魏春明《民国时期文官考试制度研究》

材料   科举制是在以德取人、以能取人基础上突出以文取人的一种全新的选官制度，是一种公开考试、公平竞争、择优录取的人才选拔制度，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从隋代开始实行，经历了1300多年之久。科举制度自隋唐以来，一直是作为历代政府最基本的选官制度，富有极顽强的生命力。不管怎样改朝换代，不管有多少人用多少理由去抨击它，反对它，它都在不断地逐步完善和日益强化。其根本原因，就是科举制度本身的公平取士原则一直在起着主导作用。

——摘编自《浅谈古代中国科举制度》

材料一   《两唐书》所记载的830名唐代进士中，丘族子弟达589人，占总数的70.96%；小姓约109人，占13：213%；两者合占84.10%，寒素家子弟132人，仅占总数的15.9%。这表明，士族子弟在九品中正制瓦解后，在门阀势力屡遭压抑和打击的情况下，纷纷涌入科举行列，并凭借其深厚的家庭文化素养、家学传统及社会关系基础，在科举考试中获得极大成功。

材料二   唐朝一直规定“工商杂类不得预于什伍”。唐后期，工商杂类入仕情况已出现，但制度上的限制仍未取消。北宋明确取消了这一限制，使过去一直被排斥于仕途之外的“工商杂类”子弟和边远地区的士人都有了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机会，可以说，到了宋代，科举取士几乎已无任何身份上的限制了。像唐代那样“或父子相继居相位，或累数世而屡显，或终唐之世不绝”的世家豪门在北宋已基本上消失了。

——上述材料均摘编自陈秀宏《科举制度与唐宋士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