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正如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所说：我们共同的“希腊身份”，它源于一种共同的语言，并以我们共有的神庙、共同的祭祀以及源自共同祖先的风俗为基础。对古希腊人而言，饮用葡萄酒是文明和优雅的代名词。他们常常一边喝葡萄酒，一边就某一话题展开讨论。众多节日中，在场面和影响力上能够与奥运会相提并论的祭神仪式则是古希腊人对于酒神狄奥尼索斯的崇拜。

——摘编自李斯屿《遗失的葡萄酒》、汤姆·斯丹迪奇《六个瓶子里的历史》

材料二   1948年，一位名叫盖尔·哈佛森的美国飞行员，开始在每次飞越柏林时，将巧克力棒、糖果盒口香糖绑在手帕做成的小降落伞上从机窗投下，因而成为柏林儿童心目中的英雄。超过3吨来自美国的糖果被空投到柏林。事实上，供应给西柏林的粮食，被用来当作对抗共产党的武器。

——摘自汤姆·斯坦迪奇《舌尖上的历史》

3 . 用历史之眼看奥运，会发现不同时代的历史大势。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四年一度在希腊南部奥林匹亚举行的盛大竞技会，就来源于当时祭祀宙斯的隆盛典仪……相传首度奥林匹亚竞技会的举办为公元前776年，这一年成了古代希腊纪年之始。

——王斯德《世界通史（第一编）前工业文明与地域性历史》

材料二公元前9至（公元前）8世纪，希腊形成了200多个城邦。城邦各自为政，战争不断，需要身体强壮的士兵。而体育竞技是培养能征善战士兵的有力手段。战争促进了希腊各城邦开展体育运动，故奥运会的比赛项目也带有明显的军事烙印。

——赵本义《古希腊政治哲学》

材料一       距雅典西南方向约9公里处的比需埃夫斯港，早在两三千年前就是整个希腊世界最繁忙的地方，它扼守希腊通往地中海的咽喉要道，来自欧亚非各地的商船在此云集，苏格拉底在这里的人群中讲学传道，希波战争从这里打响。

——据《历史地图册》等

材料二       公元前227年始，罗马首次启用“行省总督制”，建立起比较规范的行省制度。统治初期，行省总督主要负责征收什一税，同时，他们不断往来于各地的巡回法庭，忙于处理案件。派赴行省的总督基本上是才能出众的“精英”，但实际上他们作为军事统帅，长期供职于军队。行省法令的颁布，基本上遵循了一些城市原有的法律制度，并为一些矛盾激化的城市起草和制定新的城市法。罗马还设立了专门审理行省居民控诉行省总督案件的特殊法庭。但在尊奉“祖先惯例”的传统下，不得过度干预行政官员的职权，致使在共和国后期，行省官员飞扬跋扈的现象屡禁不止。

——摘编自宫秀非、王允《罗马国家统治制度的创新》

材料一　 西周时期的文献和青铜器铭文写道：“其自时中义（在此地理中心治理天下），万邦咸（都）休（方便）。”“匍有上下（广有天下臣民），受万邦。”这些邦有大有小，故称“小大邦” ，其数极多，故称“多邦”或“万邦”。在某些学者看来，中国古代的邦就等于城邦，它们是中国最早的国家形式，而且是奴隶制性质的，故主张这些邦就应当被纳入古代希腊一样的城邦的范畴。也有学者强调，在西周组织成一个王国的王族（王所在的族邦）与普通族邦之间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各地方的小邦在政治上的独立地位也是不完整的。

——摘编自沈长云《古代中国政治组织的产生及其模式》

材料二 直接民主制度唯有在领土狭小的城市国家（城邦）中才有可能。在这些国家中，乡居的公民进城参加公民大会可以朝出暮归，人们相互间比较熟悉，一国政务比较简单，易于在公民大会中讨论和表决。在领土广阔的国家，这些条件是全不具备的。所以，城邦制度和直接民主两者是互相依赖，互为条件的。  

——顾准《希腊城邦制度——读希腊史笔记》

材料三 黑格尔在提到希腊自然环境时说：“希腊全境满是千形万态的海湾。这地方普遍的特质便是划分为许多小的区域，同时各区域间的关系和联系又靠大海来沟通。我们在这个地方碰见的是山岭、狭窄的平原、小小的山谷和河流；这里没有大江巨川，没有开阔的‘平原流域’；这里山岭纵横，河流交错，几乎没有一个大面积的整块。”（《历史哲学》）这种自然环境导致多种经济形态并存，生产、生活方式多样，航海交通和商业贸易发展。

——岳麓版《历史I》

材料 春秋战国以来的早期中国城市，大都是行政中心、军事中心。位于城市中心的大多是官府衙门、宗庙祠堂。凡城内居民，都被按社会身份严格限定在官府划定的里坊内，分别士庶，不令杂居。城市有特定的手工业作坊区、居民居住区、商业区等。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已有各种类型的建筑，有元老院、议事厅、剧场、俱乐部、画廊、旅店、商场、作坊、体育场等。贫富居民混居在同一街区，即使是很有钱的富户，其住宅外观与贫者住屋也无大异。雅典最出色的建筑群是卫城，是当时的宗教圣地和公共活动的场所。政治首脑居住在市中心附近宽阔的林荫道两侧，不同职业者被安排在不同的城市区位中。雅典的比雷埃夫斯港商贾云集，是当时地中海地区的贸易中心。

——摘编自鲍宗豪《中西方城市文明比较研究》等

材料一   在古代，没有哪个民族比雅典更重视自由演说，希腊文明与演说自由密切相关。在雅典，梭伦、克里斯提尼、伯里克利等演说家通过自己的雄辩才能，宣扬民主、自由，赢得多数人民的支持，完成自己民主改革的使命。由于雅典公民大会议事时留给演说家的时间并不多，因此，能够在公民大会上演说的演说家也只能是少数被人们信任的人。这些人往往成为城邦事务的实际领导者，利用人民的信任推行公民大会的决议。虽然演说家的出现往往招致反对派的不满，但他们作为城邦政治的李生物，却能够积极维护公民的权利，捍卫城邦的政治地位，并使雅典公民大会一直对寡头政治取向心存警惕。

——摘编自杨巨平王志超《试论演说家与雅典民主政治的互动》

材料二   公元前5世纪，雅典政治领袖往往也是军事将领，雅典将军普遍参与政治活动。公元前4世纪时期，将军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日趋减弱，公民大会受到演说家的控制，演说家成为政治上的活跃者。亚里士多德认为，伯里克利是雅典将军参政向演说家参政的转折点，在伯里克利之后，雅典将军与演说家在政治上逐渐分离，演说家与将军区分十分明显。演说家的出现符合雅典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演说家是雅典民主政治始终都存在的传统。公元前5世纪后期以及公元前4世纪的战争，虽然给雅典将军提供了展示军事实力的舞台，但长期的海外作战，也割断了将军与政治的关系，雅典政治领袖逐渐由将军向演说家转变。

——摘编自晏绍祥、张岩《“沉默的”将军：古典时期雅典将军参政情况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