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古罗马的官职都是由各类各级公民会议选举产生的，元老院只能在选举以后的人选内审批任命，古罗马的法律也是在各类各级公民会议表决中产生的，元老、独裁官和保民官个人仅有否决权，没有立法权。正是这种多元社会结构和多项组织权力结构之间或文化多元结构和契约型政法体系之间错综复杂的互相制约关系，孕育了古罗马特有的“分权制衡”传统。

——摘编自米辰峰《多元并存与分权制衡：古罗马社会结构政制机制初探》

材料二   （美国）国会能够限制总统，总统也能对国会进行制约。例如法律要由国会制定，但总统对国会法案有否决权，特别是总统“搁置否决”（亦称“口袋否决”）更具有“绝对否决”的性质。美国最高法院也能牵制总统与国会，最高法院限制总统与国会的主要武器就是司法审查权。据统计，自1803年到1972年，美国最高法院共判决102项国会法律违宪。

——摘编自樊体宁《论美国分权制衡制》

材料一   1918年3月，美国堪萨斯州的芬斯顿军营的一位士兵感到发烧，医生将其定性为“普通感冒”。其后，“感冒”如同被推倒的多米诺骨牌一样，很快波及到美国的30个大城市。当疫情进一步扩大后，联邦政府和各州积极采取应对措施，费城卫生局开会研究对策，学者刘易斯建议全城隔离的方案无疑是最有效的，但却遭到了局长克鲁森的否决。而且《费城晚报》紧跟发文：流感不会引发危险，同时还向市民保证，目前流感还没有在市民中流行。在疫情发生一个月后，美军仍然照常开往欧洲大陆的法国，在法国布雷斯特（Brest）登陆，准备与英法等国一起对抗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

美国全国传染病医院的设计容量为1200名患者，但其负荷超过60000名患者，所有的床位都一直满员。在美国德文斯的一家基地医院，病人几乎得不到任何照料。这场“流感”最终造成美国数万人死亡。

——摘编自韦天彬等《1918年流感世界大流行病毒株溯源》

材料二   1910年底，中国东三省爆发鼠疫，清政府很快任命陆军军医学堂帮办伍连德出任东三省防疫全权总医官，统一协调东北防疫。伍连德冒险解剖病死者尸体，在显微镜下看到鼠疫杆菌。在抵达哈尔滨六天后，向北京报告：东北流行的确实是鼠疫。

伍连德决定将病人和疫区隔离起来，以达到控制和消灭传染病流行的大规模尝试。为了消灭鼠疫的感染源，伍连德力主焚烧鼠疫病死者尸体，清政府为了大局，下特旨予以批准，并迅速调动大量医生和药材。

伍连德把防疫委员会总部也设在傅家甸，与疫区人民同生死共患难，并由官府提供所有的费用，负责该区两万多居民的生活。

民间舆论界受到鼓励，大力进行防疫知识的普及和宣传，提倡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来躲避鼠疫。各报开辟专栏或连续刊载预防鼠疫的相关知识，号召改良传统不良生活习惯，甚至从国家民族存亡的整体高度来看待卫生问题，开始在社会上树立科学的卫生观念。

社会团体积极配合清政府的防疫措施，人们的公共意识空前增强，科学开始深入人心。结果在百日之内，鼠疫绝迹。

——摘编自王哲著《国士无双伍连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