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湖北文学社和共进会是开展革命斗争的革命组织。共进会最初致力于在会党中开展工作，文学社则一直在新军和知识界中活动。共进会在发动会党起义多次失败后便把工作重心转向新军。黄花岗起义失败后，两团体力谋联合，最终只是同意在工作中“必须避免摩擦，万不可互争党员”。武昌起义爆发后，黎元洪被推为都督，湖南籍同盟会成员宋教仁等期望黄兴作为湖南湖北大都督，或称南方民军总司令，而湖北共进会成员“欲其直属鄂军大都督下”。与此同时，湖北军政府暂设参谋、军务、政务、外交4部，不久后《军政府》暂行条例规定“凡发布命令及任免文武各官，均属都督之权……关于军政重要事件，由都督召集临时军事参议会议，决议施行”；政务部改为政事部，设外交、内务、财政、司法、交通、文书、编制7局，俨然具有内阁的规模。

——摘编自张皓《武昌军政府内部矛盾演变与湖北辛亥革命的失败》

材料一朱元璋意识到要想稳定边疆，巩固新生政权，对少数民族“失其本性反易为乱，不若顺而抚之”。因此，明朝采取了羁縻卫所、土司等制度。羁縻卫所主要设置于北方边外的东北和西北地区，“选其酋及族目授以指挥、千百户、镇抚等职，俾仍旧俗，各统其属，以时朝贡”。与北方不同，在南方少数民族分布区则主要实行土司制度，确立了一套专门的土司职衔，例如：宣慰使司、安抚司、宣抚司等。明朝时期，在边疆地区大力发展互市贸易，通过贡赐、茶马贸易进行经济交流。此外，还向边疆进行大规模的移民，将数量超过少数民族的人口迁居6边疆，与当地人长期杂居共处。在经营边疆时，明朝统治者虽然十分重视军事（00的作用，但是从统一边疆开始，对边疆地区人民，尤其是少数民族一直都是在“恩抚”上下工夫。他们认为“若抚之以安静，谕之以道理，彼岂有不从化哉？此所谓以不治治之，何事以兵也！”在建国伊始，就下令“府、州、县、卫所，皆建儒学”。通过学习法律和传统的儒家思想文化，规范少数民族子弟的思想和道德行为，稳固边防，以利于封建中央集权统治。

——摘编自郭晓灵《论明朝的治边策略》

材料二 面对严峻的边疆形势，1912年1月1 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发表《宣言书》，郑重宣告：“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汉、满、蒙、回、藏诸地”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多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3月，孙中山颁布具有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三条明确规定中华民国的领土为“二十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从法律上明确了“内外蒙古、西藏”等边疆地区的法律地位。

——摘编自孙宏年《民国初年的边疆治理思想与机构演变（1912——19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