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汉代之前，关于中华血缘之祖的说法有多种。汉代以来，黄帝地位在民间信仰体系中逐渐超越其他先祖形象。司马迁在撰写《史记·黄帝本纪》时，走访了黄帝足迹所历之地，考察了黄帝的事迹与影响，最终把黄帝作为第一位的古圣帝写入《史记》。汉武帝曾把黄帝作为陪祭“太一”之神而祭祀。其后，汉宣帝、王莽也郊祀过黄帝。东汉时期，光武帝把黄帝作为“中央之帝”定期予以隆重祭祀，祭祀的规格都有严格规定。在统治者看来，“黄帝”不但是中华始祖，还是无所不能、神通广大的神祇，而且，黄帝不再是陪祭之神，而是作为真正的“中央之帝”予以隆重祭祀，其突出标志显示在祭品等级上：“天、地、高帝、黄帝各用犊一头，青帝、赤帝共用犊一头，白帝、黑帝共用犊一头，凡用犊六头。”
——摘编自刘德杰《汉代对黄帝始祖的认知与接受》
材料二 1937年3月杭州谈判期间，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和蒋介石达成一致意见，拟于本年清明节由国共两党同赴陕西祭拜黄帝陵。国共两党的祭文都赞扬了黄帝的丰功伟绩，但国民党的祭文通篇限于追述轩辕功业，乞求黄帝保佑。共产党的祭文分三个层次，从“赫赫始祖”到“雄立东方”是第一个层次，歌颂中华民族伟大始祖轩辕；从“世变沧桑”到“我为奴辱”是第二个层次，讲述国运变化；最后表达共产党人坚决抗日的决心，呼吁各党各界团结一致。中共祭文本准备由上海《大公报》发表，但由于该报地处国统区，因此始终未能发表出来。世人最终还是通过延安《新中华报》相关消息看到这篇祭文。
——摘编自朱召鸿《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祭祀黄帝陵的文化认同与政治分歧》
(1)根据材料一，概括汉代黄帝认同现象形成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其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1937年国共两党祭黄帝陵的原因及主要分歧。
材料一 儒家“乐”观念的形成可以追溯到孔子。而孔子的“乐”观念则集中体现在其弟子对其言行而进行编纂的儒家经典著作《论语》中。其中对《韶》和《武》两种音乐的观点，对于人生境界的追求，以及对生活的乐观态度这三维度，从中可以大体概括出儒家“乐”观念的基本内容，有力地说明先秦儒家“乐”观念已经初具雏形。孔子在编纂《六经》时，加入自己的观点，在此期间“乐”观念已经初步形成。孔子的毕生追求，是能够建功立业，希望达到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在孔子垂暮之年，发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感慨，体现了一种坚持不懈的追求，表达了一种渴望建功立业，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班小舒《先秦儒家“乐”的观念研究》
材料二 苏格拉底在建构理想城邦时认为，进行音乐教育有利于培养理想城邦守卫者的美德。音乐教育的培养方式是让受教育者全身心地扮演某个角色，“当他就像另一个人那样言说时”，受教育者“完全同化于那个故事中的角色”。守卫者需要模仿那些勇敢、明智、虔敬、自由的人。持续的模仿会让守卫者在言行与思想上形成“习惯”与“天性”。受到良好音乐教育的人会对那些美好事物感到快乐并培育出节制的美德。如果能够按照苏格拉底所设想的那样，一个人从小就接受良好的音乐教育，等其有了理性判断，感性和理性达成和谐从而形成完整的美德，那么就不会出现所谓的“自愿做恶”（“不自制”）的问题。
——盛传婕《柏拉图对快乐主义的接纳与拒斥》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孔子“乐”观念的特点。(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归纳苏格拉底与孔子对于“乐”观点的不同点及原因。
材料一 整体主义原则是中国封建社会最重要的道德原则，它认为群体的利益绝对高于个人的利益。一切个体皆没有独立的自己的价值，个体的存在和价值，完全是由社会群体派生。以宗法、血缘和自然情感为纽带，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约束个性，培养群体人格，个人只能以“孝”、“忠”为坐标在家族、血缘中寻找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与中国不同，西方的价值观念是以个人本位为基础的，个人本身具有最高价值。人们有决定自己生活和前途的自由和权利。而社会只是达到个人目的的手段，国家和社会的使命就是要保护个人的权利。
材料二 陈独秀认为：“世界民族多耶，以人种言，略分黄白，以地理言，略分东西两洋。东西洋民族不同，而根本思想亦各成一系。”李大钊认为：“南道之民族因自然之富，生产之丰，故其生计以农业为主，其民族为定住的。北道之民族因自然之赐予甚乏，故其生计以工商为主，其民族为移位的。惟其定位于一所也，故其家族繁衍；惟其移住各处也，故其家族简单。家族繁衍故行家族主义；家族简单故行个人主义。’
——摘编自杨胜利《从“群体本位”与“个人本位”看中西文化价值观的差异》
(1)据材料一，概括中西方传统价值观念中对“群体”与“个人”关系认识的差异。(2)据材料二，归纳李大钊和陈独秀对中西文化差异影响因素的共同认识。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形成的原因。
材料一： 黑死病（亦称鼠疫）在欧洲大流行期是1347年至1351年，但仅仅这五个年头就导致约2500万人死亡，占当时欧洲人口的1/3或至1/2，很多镇甚至是全员灭绝。触目惊心的死亡景象让幸存者开始庆幸劫后余生，重新思考生存的意义，特别是城市里富裕的商人和银行家从中世纪对灵魂得救的全神贯注，转向渴望用他们获取的金钱去谋取城市积极的生活和享受现世的快乐。
——摘编自彼得·勃鲁董尔《死神的胜利》
(1)根据材料一概括“黑死病”带来的社会危害，并指出此“疫情”催生了欧洲哪一思想运动。
材料二： 欧洲殖民者对天花的免疫力较强，死于天花的人很少。而当他们踏上美洲后，天花迅即在当地的印第安人中传播……1521年，中美洲阿兹特克文明在当地印第安人顽强抵抗之后，被西班牙殖民者摧毁，在被包围的阿兹特克首都中，天花使得人口从原来的30万锐减到15万，活着的人也大多染病，最终被殖民军攻陷。上百座桥梁连接起来的宏伟都城特诺奇蒂特兰，被夷为平地。在血与火的浩劫之上建立了墨西哥城……如果不是天花，再多的马匹和枪炮也不可能让只有900人的西班牙殖民军征服墨西哥。
——摘编自李建中《世纪大疫情》
(2)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导致“天花”传至美洲的世界历史上两件大事。根据材料二，归纳概括“天花”在美洲流行造成的影响。
材料三： 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再次表明，人类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这样的重大突发事件不会是最后一次，各种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还会带来新的考验。国际社会必须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守望相助，携手应对风险挑战，共建美好地球家园。
——摘自习近平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电话内容
(3)材料三体现了怎样的思想理念？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我们青少年应该付诸怎样的行动？
材料一 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
——毛泽东《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材料二 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拼来了山河无恙、家国安宁。打出了中国人民的精气神，让全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抗美援朝战争锻造的伟大抗美援朝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军队崇高风范的生动写照，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具体体现。
——王寿林、蔡雪芹《大力弘扬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
材料三 “中国的革命正是由这两种梦想推动着：一是爱国主义者想看到一个新中国做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二是提高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的地位，消除古代旧有的‘社会差别’”。
——（美）费正清
(1)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的时间（写年月日）及标志。根据材料概括这一历史事件对世界的影响。
(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抗美援朝战争给中国带来的影响。（不得照抄原材料）依据材料指出抗美援朝精神的核心内涵。
(3)依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回答新中国是如何“提高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的地位，消除社会差别”的？进行这一改变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其主要目的是什么？
(4)结合所学归纳出以上三则材料所反映历史事件间的内在联系。
材料一 大抵中国自营的民营工业，1870年代有二十几家，以小规模工业为主，至1880年代后陆续增加，且已有若干大型工业出现。截至1894年，全国共有一百多家大小不同的企业。其中，采矿业多与政府的军事工业配合，受政府控制较大，成效较小，其他轻工业因受政府干涉较小，成效较大，但因资本额少，难以与外国企业或外国在华企业相比。清末的民营工业，在1894年以前其资本额仍较官办或官商合办者为少。
——摘编自王建朗等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
材料二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美各国忙于战争，不得不放松对中国的侵略，中国迎来发展工业的良机。中国工业资本家纷纷集资设厂，引进先进技术，采用蒸汽力和机器。上海、南通、汉口、天津、青岛、广州等城市的资本家率先活跃起来。爱国心的驱使与利润的刺激，使民族工业大为兴旺，财富迅速增长，呈现出一片光明景象。1918年《大公报》上的一篇论文对当时生气勃勃的局面做了真实的描述：“中国工业日见扩充，各种机器势必多用，国家之兵工厂、造币厂、铁路、船厂及制革厂、电灯遍布各处，开矿熔化等事，均需机器。缫丝厂甚多，各处又有织布、织袜、棉线汗衫、纱及机器磨坊、面粉、榨油、锯木、造纸等厂，砂及水泥、烛皂、玻璃、瓷器等厂，年胜一年。”
——摘编自魏宏运《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9世纪晚期民营工业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与19世纪晚期相比民国初年民族工业的新发展，并分析其发展的意义。
材料一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在中国设立轮船公司，轮船航运冲击了传统的帆船运输。1876年，中国第一条铁路—吴淞铁路建成后，引发了清政府内部是否兴办铁路的大讨论。为了维护统治，清政府接受铁路。随着里程增加，铁路逐渐超过航运，促进了各地商品的交换速度。同时，汽车和公路运输也在中国兴起。轮船、铁路和汽车，改变了近代中国的交通运输，推动了交通运输的近代化步伐，促进了国民经济发展。
——摘编自邵功南《试析1862—1937年中国物流方式的变革》
材料二 1965年，中国政府批准了修建北京地铁的方案。1971年，北京地铁一期工程建成并运营，成为市区连接西部的交通大动脉。1984年，二期环线工程建成通车。天津市是中国第二个拥有地铁的城市。1995年，上海建成地铁一号线。随着城市交通日趋紧张，各地继续发展大运量快速的地铁交通系统。
——摘编自雷风行《中国地铁建设的概况及发展思路》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影响中国近代交通变迁的因素。
(2)根据材料，归纳中国现代地铁建设的特点。并说明我国地铁建设的意义。
材料一 中国古代历代政府都较为重视社会福利救济。中国古代的福利救济制度涉及生育、婚姻衣食、居处、生产、医疗、负葬、旅行……百姓生活的每个方面，只要确有困难均可由国家提供救助。中国古代的福利救济过分注重对社会上显而易见的鳏寡孤独残疾等典型的弱势成员的象征性救助，而不注重平常对社会上潜在的人数众多的一般贫困百姓的救助和铺导。
通过对老人的定期或不定期赏赐、供给，表现国家或君主“敬老爱老”的道德政治形象。国家并没有视弱势群体的福利和救济问题当作社会问题来解决，在解决扶贫助困问题时，没有采取整体解决社会问题的构思。唐代起初为佛教寺庙主持的“悲田养病坊”，后被国家“置使专知”并提供经费，变成官办的“养病坊”；宋代起初本白寺僧主持的帮助赤贫者安葬的事业，官府插手后变成“漏泽园”，置专官管理。
——摘编自范忠信《中国古代福利救济制度及其精神》
材料二 从社会保障制度的实践目标来看，英国济贫法是为防止流民动乱破坏稳定的政治统治；德国社会保险法是为防止工人运动及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美国社会保障法是为解决世界性经济危机带来的矛盾。社会保障制度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基本的保障机制，在其价值理念选择上应该将人视为制度设计的中心，尤其现代公民更加关注个人的发展和自我实现，只关注生存安全的传统社会保障制度难以适应发展需要，西方社会保障制度的价值理念需要重新定位。在“泛政治化”现象的影响下，西方社会保障制度必然会服务于政治需要，成为党派追逐政治目标的工具。设计者把社会保障制度视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从而导致社会保障制度发展背离了人民的基本需求。效率、公平是社会保障制度设计者无法回避的难题，对于西方多数国家来说，社会保障制度设计更多的是倾向于效率多一些。
——摘编自卢成会、吴丽雨《西方社会保障制度价值理念演变及局限性审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古代福利救济制度的突出特征。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西方社会保障制度价值理念的局限性。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中国古代福利救济制度和西方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历史经验。
材料一 就收支结构而言，清代前期有较为固定的模式。咸丰以后，田赋（地丁）收入与原来相比相差悬球。同时，盐课、关税、杂赋等传统收入在岁入总额中的比例亦大为降低。与此相反，新增加的厘金、洋税却一跃成为收入大宗。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中央设立财政处，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九月，户部改为度支部，并将原有的14个清吏司改为田赋、漕仓、税课、管椎、通阜、库藏、廉体、军饷、制用、会计10司，并规范了度支部及新设10司的职掌。奏销制度在清代前期已经较为完备，但毕竟与具有现代色彩的预决算制度有别。因此，清末一些有识之士提出“仿泰西之法”实行预算。光绪三十二年七月，清廷宣布了预备立宪事宜，实际上已经具备了实行预决算的氛围。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八月，宪政编查馆、资政院始提出清理财政的具体计划和预决算进程。
——陈锋《清代财政的近代转型》
材料二 随着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审议通过《颁布暂行税则的决议》，废除国民党政府各项苛捐杂税，形成了以农业税为主，商业税、工业税为辅的税制结构；实施税则贯彻阶级原则，征税对象以地主为主，对贫苦劳动人民给予一定程度的税收减免；并于1929年颁布《兴国土地法》以更正土地没收对象，实现了税收征纳从凭借“政治权力”向遵从“国家税法”的根本性转变。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税收遵循“先予后取”原则，将生产自足与“取税于民”相结合，征税对象由最初的地主、富农转变为一切有收入的人，征税原则从“合理负担”过渡到“普遍纳税”。解放战争开始后，解放区由分割逐步连成一片，地方经济也由自筹自用、自给自足，逐步走向财税制度的统一。
——林源《中国百年税制体系的演变》
材料三 1981年推出的税制改革总体设想基本指向是打破“财政集中过度、分配统收统支、税种过于单一”的传统体制格局。通过“复税制”的建立、“利改税”的分步推进，一系列新税种的建立，同时又通过全面调整工商税制、恢复和改进关税制度和完善农业税等举措，初步建成适应新形势发展的税制体系。1994年，新一轮税制改革在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第一，全面改革劳物和劳务税制，实行了以比较规范的增值税为主体，消费税、营业税并行，内外统一的货物和劳务税制。第二，改革企业所得税制，将过去对国营企业、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分别征收的多种企业所得税合并为统一的企业所得税。第三，改革个人所得税制，将过去对外国人征收的个人所得税、对中国人征收的个人收入调节税和城乡个体工商业户所得税合并为统一的个人所得税。第四，大幅度调整其他税收，如扩大了资源税的征收范围等。
——根据郭朝蕾《新中国成立六十年以来的税制变还与发展》等整编
(1)根据材料一，指出晚清财税近代化转型的主要表现，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税收措施的特点，并简析其历史意义。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税制改革的趋势。
材料一 史学家刘知几（661-721年）撰写了《史通》，他第一次系统考察了中国史学的产生、发展历程。对于司马迁，他高度评价了其立言不朽、纪传体的开创以及广博的史料功夫，同时，也对其《史记》进行了广泛批评。指出纪传体“编次同类，不求年月，后生而擢居首帙”。并进一步批评“《史记》疆域辽阔，年月遐长，而分以纪传，散以书表。每论家国一政，而胡、越相悬；君臣一时，而参商是隔。”他反对司马迁将陈涉列入世家，理由是：“案世家之为义也，岂不以开国承家，世代相续？至如陈涉起自盗贼，称王六月而死，子孙不嗣，社稷靡闻，无世可传，无家可宅，而以世家为称，岂当然乎？”司马迁的评论有许多天命思想，刘知几提出：“夫论成败者，固当以人事为主，必推命而言，则其理悖矣。”
——摘编自徐兴海《刘知几对〈史记〉的批评》
材料二 （民国）史学的面目，是颇为新颖的。它所以比前期进步，是由于好几个助力：第一是西洋的科学的治史方法的输入，尤其是考古学上的贡献，新的考据论文，史料的整理，也比从前要有系统得多。第二是西洋的新史观的输入。过去人认为历史是退步的，愈古的愈好，愈到后世愈不行；到了新史观输入以后，人们才知道历史是进化的。后世的文明远过于古代。还有自从所谓“唯物史观”输入以后，更使过去政治中心的历史变成经济社会中心的历史。还有新史料的发现、欧美日本汉学研究的进步、新文学运动的兴起也都是重要助力。
——摘编自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1945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刘知几的历史时间观，并归纳刘知几研究历史的基本态度。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阐释民国建立以来经济社会史研究得以发展的原因。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列举历史学习应该坚持的基本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