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864年上海租界成立了中国近代第一个会审机关——洋泾浜北首理事衙门，并由上海道台与英国领事会商组织正式法庭，通过了《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根据章程，会审公廨为中国的司法机构，由上海道台派一名同知主持……凡遇案件牵涉洋人到案者，必须由领事或领事派员会审。章程严格限制了会审公廨的管辖权和陪审官的权限。

1911年武昌起义后，由于会审公廊的满人谳员逃匪，驻沪领事团趁机接管了会审公廨并按照自己的意图进行改组，改组后会审公廨谳员由驻沪领事团任命，其菥傣亦由领亭团披给；司法管辖权限大为扩充；取消上诉程…….

民国政府成立后，中方多次要求会审公廨恢复到辛亥革命前的状态，这种努力在国人的请愿、上海总商会的推动及中外政府双方的照会上乃至在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的提案中都有体现。但由于西方国家的阻挠，没有取得多大的进展。

——摘编自陈策《上海公共租界法权变迁问题研究》

材料二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开展了修订新约运动，其中取消领事裁判权是一重点。南京政府与英美等国晨开多次谈判，于1930年收回了上海公共租界内由会审公癣演变而来的上海临时法院，达成了取消领事裁判权的初步协议。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鉴于中国战争的重要地位和中国人民的强烈呼声，1942年中英、中美达成了取消领事裁判权的协议，直到1943年中国似乎从形式上脱离了领事裁判权制度的桎梏。

新中国成立后的有关案件管辖的法律成果凸显了国家主权的司法自治原则，使中国涉外法权回归正统。

——摘编自胡燕《中国涉外法权变迁史研究》

材料一   在秦、汉之前的早期文献中所表现出来古代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毫无疑问大多是传闻和想象。古代中国人有一种把空间最大化的想象方式，就是把“天下”想象成“九州”以及周边，中国与“四裔”，或者是以“王畿”为中心逐级放大的“五服”。它体现了古代中国自居中央的天下观念，按照古人的说法，因为四裔不够文明，都仰慕中国，所以要来中国朝贡。“以中央王朝为中心，以周边四裔为附庸”的中国历史记载传统，延续了两千多年。

——摘编自葛兆光《传统中国史学中的世界认识》

材料二   道光年间，国门被迫打开，有关中国之外的世界知识逐渐受到关注，一些世界地理和历史的著作陆续问世，中国历史学家才真正开始有意识地超越帝国边界，并依靠异域自己的资料加上亲身经验和考察，开始试图叙述有关世界/全球的史地知识。随着中国内政外交的步步失败，关于世界地理和历史观念的巨变，仿佛在加速度地出现。早在同治六年（1867)清王朝成立同文馆，就决定同文馆要设立“读各国史略”一科：1895年甲午战败，1898年变法失败，1900年义和团事件之后，晚清政府不得不从政治、制度和教育上改革。在这种改革中，有关历史的观念，也终于进入官方主导的学校教育。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中规定大学堂在中国历史之外必须讲授“万国史”、中学堂讲授“欧洲和美洲史”。正是在这种中国的大变局之中，世界历史也顺势进入中国。

——摘编自葛兆光《传统中国史学中的世界认识》

材料   自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对外贸易由战前出超转为对外入超。我国的对外贸易，近年衰退的现象，甚为显著，尤以输出贸易为甚，如1923—1933年10年间，入超额比输出额相差甚远。在1929年以前的中国已经是入超大国，入超已经成为了我国对外贸易的严重问题，但是自从经历了1929—1933 年的大危机，我国对外贸易入超激增现象更加严重。以广东省为例，在国际贸易方面，1931—1933年是入超最严重的三年。1932年入超额甚至占到进口值的70. 55%，1933 年也占63. 69%。

——摘编自罗红希《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入超激增问题研究》

材料   鸦片战争前，国内洋钱的大量流通对传统称量货币发起了挑战。1833年5月24日，林则徐向道光帝上书，提出进行币制改革。首先，林则徐表示不能对洋钱进行硬性的定价，在使用洋钱的问题上，最好在民便之中稍加限制。其次，林则徐认为使用洋钱是大势所趋，是不可抑制的，应该让洋钱继续在国内流通。由于洋钱很受民众欢迎，林则徐认为“应对洋钱最好的方法就是自铸银钱”。他的设想是：官局先铸银钱，每一枚以五钱纹银为准，银币一面用文清铸其局名，一面用汉文铸道光通宝四字。最后，林则徐认为银贵钱贱的关键在鸦片，只有政府大力禁烟，才能抑制白银外流，从而从根本上解决“银荒”问题。林则徐提出自铸货币以抑制洋钱，严禁鸦片防治“银荒”等顺应民情、有利于当时国内货币流通的主张。但是由于当政者的昏庸、无知和技术不过关等，这种自行铸造钱币的措施最终因无法与洋钱抗衡而停止。

——摘编自图拉古日《林则徐与近代中国币制改革》

材料   近代中国人下的美国形象（节选）

——摘编自贺昌盛、黄云霞《被塑造的"他者"——近代中国的美国形象》等

材料一   唐代时“广州地当要会，俗号殷繁，交易之徒，素所奔凑”，对外贸易空前活跃。西域商人……大多在广州碇泊，西方的香料、象牙、玳瑁等在广州集散，内地所产丝绸、纸张、瓷器等也通过广州源源不断地运往世界各地。“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于中国，不可胜用”，每日到达广州的外国商船有10余艘。

——摘编自《中国大通史》

材料二   具有近代意义的口岸开放始于《南京条约》签订之后的五口通商。以上海为首的首批口岸的示范效应很快得到扩散。随着其他条约的陆续订立，中国开放口岸不断增加，从而促进了口岸城市的发展和晚清近代化的进程。到19世纪末，中国开埠制度出现了关键性转变，“自开商埠"成为清政府商务和涉外政策的一种。据统计，晚清时期开放口岸83处，依地域划分东北有26处，华北有6处，华中有5处，华东有10处，华南有20处，西南有7处，西北有9处。

——摘编自李玉《晚清政治经济史论》等

材料   清前期，清政府只在江苏松江、浙江宁波等处设立四个海关，制定海关则例，管理上限制甚严。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订立的《中英江宁条约》及其附件确定中国海关税实行协定关税。咸丰九年（1859年），英国人李泰国（H.N.Lay）被任命为海关总税务司，自此外国人把中国上海海关管理体制推行到了全国各口岸。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强迫清政府大量举借外债，这些借款都规定以中国关税税款为担保，由总税务司直接从关税收入中拨付债息和赔款，所剩关税才能由清政府支配。清政府关税主权的丧失给近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和财政都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摘编自齐海鹏、孙文学、张军编《中国财政史》

材料一 英国深知鸦片是毒品，如将其明确载入条约而使之合法化，在国际舆上会于己不利。英方提出“用实物买卖的形式使鸦片贸易合法化”的要求，虽然受到清朝代表拒绝，但在得到“各国商船是否携带鸦片，中国不必过问，亦毋庸绳之以法”的说法后，清政府同意在条约中对其避而不谈，其实际效果就是默许了鸦片贸易合法化。这在1858年订立的《通商章程善后条约》中再次予以确认，双方甚至就鸦片进口税率问题达成了协议。在该条约的中文本中，鸦片一词变成了合法进口的“洋药”，英文本中则仍然用的是“Opium”。按照清朝的新条例，“洋药一项，除系官员、兵丁、太监等照例治罪，又私售藏奸聚集者，照聚赌例治罪外，其余民人概准买用。凡外洋及内地客商在各省关口贸易者，均照酌定税则；上海一口，议定每百斤税银三十两，所有各海口及津关，均系一水可通，在内江河面凡船只能到各税关口者，均请照上海一律输税。”鸦片烟毒又重新在中国大肆泛滥。

材料二1950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通过并发出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9月，发布《关于贯彻严禁烟毒工作的指示》，重申严厉禁止运烟、售烟，违者严予治罪。同年还发布关于“由民政部牵头成立禁烟禁毒委员会”的指令，随后全国各地纷纷成立禁烟禁毒委员会，有步骤、有计划、有重点地开展查禁工作。1951年发布“吸食烟毒的人限期登记，并定期戒除。隐不登记者，逾期而犹未戒除者，查出后予以处罚”的52通令，并在此基础上各地本着“教育改造，治病救人”的原则，展开了发动群众改造烟民、系统戒烟戒毒的工作。1952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肃清毒品流行的指示》、5月政务院发布《严禁鸦片烟毒的禁令》，要求各级人民政府通过群众性的反毒运动，粉碎制毒、贩毒的犯罪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禁毒运动开展以来，全国各地共召开宣传工作会议76万余次，直接受到教育的群众达7459万人。10月，政务院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毒犯条例（草案）》18条后，各大行政区也相继出台地方性禁毒禁烟法规。1950年到1952年的禁烟禁毒运动，基本肃清了祸害中国人民100多年的鸦片烟毒，创造了世界烟毒治理的奇迹。

——摘编自冯冰《新中国初期中共对烟毒问题的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