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鸦片战争后，一批接触西方知识较多的先进分子，开始了自己创办近代传媒，争取话语权的活动。以《循环日报》为代表的最早的一批国人自办报刊，在政治上坚决站在中国人民一边，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反抗外国侵略，谴责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从1895年到1898年，全国出版的中文报刊有120种左右，其中80%左右是中国人自办的”。这些报道无情揭露了帝国主义巧取豪夺的可耻行径，发出了“叱咤英俄，鞭笞欧美，振我夏声，昌我华种”的号召，并以其鲜明的时代性，新颖的思想性和丰富的知识性，大大提高了国人自办报刊的声誉和社会地位，从根本上打破了长期由外报垄断中国新闻界的局面，从外国人手里夺回了一定的传媒话语权。

——摘编自刘兴豪《从清末报刊看传媒话语权的争夺》

材料二   中国多年来一直倡导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伴随着中国的崛起，引起了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担忧，“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中国传统文化含蓄、内敛，讲究“和而不同”，这种传统也渗透到中国的外交理念中，使中国在与其他国家发生纠纷时态度十分缓和，往往处于被动的地位，甚至在一些问题上被其他国家围堵，长期以来，国际舆论一直由西方主导，中国媒体在国际舆论的环境中处于相对劣势的地位。中国传媒要争得一席之地，构建与中国大国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就必须加强对外宣传工作的力度与质量，促进媒体改革与发展。现今，世界各国依赖加深，中国媒体行业的发展也离不开与其他国家的合作。中国传媒应该运用自身优势，立足国情，将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念渗入到国际宣传中，因为其集中表达着中国“思考世界问题”的思想观点和治理理念，是丰富全球话语体系的重要价值资源。

——摘编自王柏琪等《构建传媒战略提升国际话语权》

材料一 1840年之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一方面是晚清王朝死守“闭关锁国”政策的恶果,另一方面也迫使中国由“朝贡体系”向“条约体系”转变,中国外交体制开始了近代化的发展历程。这一历程是近代中国逐渐调整、变通、改革传统外交观念，接受、适应与运用西欧国际观的历史变迁过程。在这一转变中,一方面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加深,民族危机愈发严重;另一方面,随着“朝贡体系”瓦解,清政府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交往逐渐频繁,对外认识也愈发加深,外交观念亦发生了深层次的变化,外交政策更加务实,乃至出现了专职的外交机构,这一切都适应了时代的发展潮流。

——摘编自王琦 李翔《晚清中国外交体制变化发展研究》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里,为应对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威胁,中国政府及时宣布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通过与苏联的结盟和争取广大“中间地带”来维护新中国政权的政治安全,并做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决策。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在建交过程中把“一个中国”原则作为基本前提和国际合作的政治基础。1979年以来,中国外交任务转变为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为此,中国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关系。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由之前的侧重政治上的互利变为多种形式的经济技术合作,把维护国家利益作为维护国际利益的前提和首要任务。为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大潮,确定了“大融入”的战略取向,把“入关”和“入世”作为最重要的外交任务之一。十八大以来,面对新形势，中国外交开始注重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全球治理平衡相结合。

——摘编自郭树勇《试论70年来新中国外交的主要特点》

材料一   在中原地区，双城体系是在传统城区外加多国集中组成的租界区，普遍意义上的中国近代“双城”首先是由一个城市中两个截然不同的主权分别建立的，即“双城”意味着双政权。由于政体和意识形态的差异甚至矛盾，必然产生迥异的城市空间。其次，在产生所谓的“双城”格局前，这些城市就有了成熟的中国传统城市格局，两套城市空间布局在时间上并非并行发展，一套是中国古代传统思想控制形成的，另一套则是在西方近代规划思想影响下形成的。最后，在这样背景下形成的双城，传统城区和殖民城区都是在规划控制下完成的。城市空间的碰撞，事实上是中西方不同营城思想和规划观念的碰撞，更深层次上讲，是意识的碰撞。

——摘自周丽娜、吕海平《近代军港旅顺的城市空间演进1880—1945）

材料二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1917年8月14日中国政府对德奥两国宣战的当天，中国政府宣布接收天津和汉口德租界以及天津奥地利租界；中国北洋政府军警进驻天津德、奥租界。1919年6月28日签订的《凡尔赛和约》确认中国收回两处德租界……1921年德国政府声明承担《凡尔赛和约》中有关在华租界条款，中国政府正式将德租界收回……1927年北伐战争，2月20日，武汉国民政府与英方签订《收回九江英租界之协定》；3月1日，汉口英租界工部局解散，3月15日成立了汉口第三特区，直属于国民政府外交部管辖。1929年11月11日国民政府收回镇江英租界。1930年9月17日国民政府收回厦门英租界。1931年8月31日收回天津比利时租界，改为天津市第四特区。

——摘自陈明远《百年租界的数目、面积和起讫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