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鸦片战争前，国内洋钱的大量流通对传统称量货币发起了挑战。1833年5月24日，林则徐向道光帝上书，提出进行币制改革。首先，林则徐表示不能对洋钱进行硬性的定价，在使用洋钱的问题上，最好在民便之中稍加限制。其次，林则徐认为使用洋钱是大势所趋，是不可抑制的，应该让洋钱继续在国内流通。由于洋钱很受民众欢迎，林则徐认为“应对洋钱最好的方法就是自铸银钱”。他的设想是：官局先铸银钱，每一枚以五钱纹银为准，银币一面用文清铸其局名，一面用汉文铸道光通宝四字。最后，林则徐认为银贵钱贱的关键在鸦片，只有政府大力禁烟，才能抑制白银外流，从而从根本上解决“银荒”问题。林则徐提出自铸货币以抑制洋钱，严禁鸦片防治“银荒”等顺应民情、有利于当时国内货币流通的主张。但是由于当政者的昏庸、无知和技术不过关等，这种自行铸造钱币的措施最终因无法与洋钱抗衡而停止。

——摘编自图拉古日《林则徐与近代中国币制改革》

材料一 英国深知鸦片是毒品，如将其明确载入条约而使之合法化，在国际舆上会于己不利。英方提出“用实物买卖的形式使鸦片贸易合法化”的要求，虽然受到清朝代表拒绝，但在得到“各国商船是否携带鸦片，中国不必过问，亦毋庸绳之以法”的说法后，清政府同意在条约中对其避而不谈，其实际效果就是默许了鸦片贸易合法化。这在1858年订立的《通商章程善后条约》中再次予以确认，双方甚至就鸦片进口税率问题达成了协议。在该条约的中文本中，鸦片一词变成了合法进口的“洋药”，英文本中则仍然用的是“Opium”。按照清朝的新条例，“洋药一项，除系官员、兵丁、太监等照例治罪，又私售藏奸聚集者，照聚赌例治罪外，其余民人概准买用。凡外洋及内地客商在各省关口贸易者，均照酌定税则；上海一口，议定每百斤税银三十两，所有各海口及津关，均系一水可通，在内江河面凡船只能到各税关口者，均请照上海一律输税。”鸦片烟毒又重新在中国大肆泛滥。

材料二1950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通过并发出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9月，发布《关于贯彻严禁烟毒工作的指示》，重申严厉禁止运烟、售烟，违者严予治罪。同年还发布关于“由民政部牵头成立禁烟禁毒委员会”的指令，随后全国各地纷纷成立禁烟禁毒委员会，有步骤、有计划、有重点地开展查禁工作。1951年发布“吸食烟毒的人限期登记，并定期戒除。隐不登记者，逾期而犹未戒除者，查出后予以处罚”的52通令，并在此基础上各地本着“教育改造，治病救人”的原则，展开了发动群众改造烟民、系统戒烟戒毒的工作。1952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肃清毒品流行的指示》、5月政务院发布《严禁鸦片烟毒的禁令》，要求各级人民政府通过群众性的反毒运动，粉碎制毒、贩毒的犯罪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禁毒运动开展以来，全国各地共召开宣传工作会议76万余次，直接受到教育的群众达7459万人。10月，政务院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毒犯条例（草案）》18条后，各大行政区也相继出台地方性禁毒禁烟法规。1950年到1952年的禁烟禁毒运动，基本肃清了祸害中国人民100多年的鸦片烟毒，创造了世界烟毒治理的奇迹。

——摘编自冯冰《新中国初期中共对烟毒问题的治理》

材料一   自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外关系开始出现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对列强来说，战后签订的条约“揭开了对华事务的新纪元”。它标志着中国闭关自守的破产，同时也标志着中国与欧洲这个“掠夺成性的蛮夷”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法律、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开端....无疑，“条约制度”使中国承受着巨大的灾祸，这成了阻碍中国进步的一个基本因素，但是，如马克思所说，“每一种事物好象都包含自己的反面”。

——摘编自李育民《近代中国的“条约制度”论略》

材料二   2017年1月，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演讲，回应了世界普遍感到困惑的一个重大问题：“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中国方案就是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2017年2月，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首次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载入联合国决议；同年11月，联合国大会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再次将其载入联合国决议。这充分表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反映了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的普遍期待，在国际社会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和呼应，激发了各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的热情和实践。

——摘编自张晓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

材料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实行片面协定关税和领事报关制度等。1854年，江海关（上海海关）税务管理委员会成立，这是中国近代出现的第一个由外籍人士监管洋货、征收洋税的海关。1858年，中国被迫签订《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规定任凭清政府总理大臣邀请外人“帮办税务并严查偷漏”。其后，各开放口岸先后聘任洋人开设新式海关，洋人从“帮办税务”的“客卿”，逐步成为主管海关事务的实际领导者。19世纪60年代总税务司署成立后，形成了以外籍总税务司和税务司为核心的中国近代海关管理体系。中国近代海关名为中国政府机构，实则为西方列强掠夺中国政治经济利益的“国际官厅”，成为中国近代社会的一个独特缩影。

——摘编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风雨兼程三千年—中国海关发展史》

材料一 宋代的经济、文化发达，手工业和商业空前繁荣，古代的科学技术得到了高度的发展，反映在出版事业上，就是图书出版业的繁荣。宋代的书籍装订，已由卷轴形式过渡到装订成册的册叶形式且已经十分完备，并普遍推广全国各地。宋代出版的书籍种类繁多，数量很大。不仅经、史、子、集四部皆备，农、桑、医、算等专著以及法律、地理、建筑等类书籍大量出版，卷帙浩繁的佛藏、道藏多次上版刻印，而且还出版了数以千卷计的大型类书。刻书机构遍及各地，不仅中央政府设有专门的刻书机构如国子监、崇文院，而且地方政府也都刻印大量书籍，同时私人也纷纷刻书，出现了大量私人开设的书铺刻书出售。虽然这时已经出现了活字印刷，但宋代书籍大都仍采用雕版印刷，这些书不仅印制精美，富有艺术性外，而且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因为它们是很多书籍的祖本，自然成为研究历史和其他考据的早期版本依据。

——摘编自黄镇伟《中国编辑出版史》

材料二 鸦片战争之后，由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凸版印刷术、平板印刷术以及凹版印刷术使得我国的印刷技术实现了从手工到机械的跨越。出版物也由之前的以线装为主逐步演化到平装、精装为主的图书形制。中国的传统出版向来是以经史子集为主体，随着鸦片战争后国门被迫打开，中西方的接触也日渐频繁，中国的有志之士开始广泛地了解和移植西方文化思想，并翻译出版了大量的西方图书，这就使得中国的出版物内容加入了新鲜的血液，各种自然科学、应用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等新学科随之出现。另外出版观念的变革以及出版机构和管理的革新，都曾为中国传统出版向近代出版的转变添砖加瓦。

——摘编自陈力《中国图书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