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重大世界历史事件的两种观点，约公元500—1900年（节选）

欧洲中心论		反欧洲中心论
600—1000年	欧洲开创了中世纪的农业革命。	公元前400—公元500年	中国开创了诸多技术发明，促进了欧洲18、19世纪的农业革命。
约1000年	意大利人开创了远距离贸易及早期资本主义，意大利成为全球主导力量。	约800年	意大利人加入了亚非主导的全球经济。东方全球化导致了“东方”“资源组合”的传播，从而促进了落后西方的发展。
1434年	中国从世界退出留下的真空很快被优越的西方填补。	1434—1800/1839年	中国保持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贸易和生产国的优越地位，能够抵御西方的侵入以及支配欧洲商人。
1700—1850	英国工业化是内部的或自生变革的成功。	1700—1850年	“非欧洲世界”（特别是非洲）为英国的工业化做出了巨大贡献，通过后者对其诸多资源的搜取和剥削。
19世纪20年代	英国扭转了对中国的贸易赤字。	19世纪20年代	英国只是通过向中国推销鸦片才扭转了贸易赤字。
1839—1858	鸦片战争和不平等条约以武力打开并挽救了中国落后的经济。	约1850—1911年	中国保持对世界贸易的开放，并在这一时期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发展。

——（英）约翰·霍布森著、孙建党译：《西方文明的东方源起》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上表内容提出自己的看法，并予以说明。（要求：看法具体明确，说明须史论结合。）

2 . 鸦片战争后，“像允许建立租界、让外国人担任海关总税务司、组织中外联防局等极为重要的决定，最初都是由地方（大员）做出的”，只是在成为既定事实后，才呈递核准。由此可知当时清延

A．积极推动地方政治革新	B．从人治走向法治
C．近化主权外交意识缺乏	D．对地方管理失控

3 . 近代一有识之士曾说：“一国所得，诸国安坐而享之；一国所求，诸国群起而助之，是不啻驱西洋诸国，使之协以谋我也。”上述言论针对的是

A．协定关税	B．领事裁判权
C．片面最惠国待遇	D．通商口岸传教权

4 . 1842年9月1日，钦差大臣耆英代表清政府主动向英国提出，“此后英国商民如有与内地民人交涉事件，应即明定章程，英商由英国办理，内民由内地办理”，“夷人管夷人”“最方便、最省事”。这表明清政府

A．缺乏近代国家意识	B．改变天朝上国观念
C．迎合西方列强侵略	D．提出治外法权观点

5 . 《南京条约》签订后，道光帝说“不得不勉允所请，藉作一劳永逸之计，借此通商，永相和好。“清廷签约代表耆英也认为。“惟一切善后事宜，尚须明晰要议，立定章程，尽一办理，方可期一劳永逸，永杜兵端”。这反映出，《南京条约》签订后

A．国家平等交往原则在中国确立	B．统治集团对国际形势形成理性判断
C．传统天朝体制的影响逐步消除	D．中国外交开启了近代化的艰难历程

6 . 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中国开放东南沿海的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通商；1858年《天津条约》和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后，中国又开放沿海、沿江11处通商口岸；1895年《马关条约》又增开苏州、杭州、沙市、重庆为商埠。这反映出当时中国

A．主动顺应资本主义的潮流	B．日益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
C．特别重视发展外向型经济	D．在对外贸易中处于优势地位

7 . 费正清在《中国：传统与革命》中称：“在中国近代史上，没有哪一段插曲比鸦片战争为谴责‘帝国主义侵略’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它成为中国人对西方武力入侵和在此以后几乎整整一个世纪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地位的不满情绪的内容。除了从这一角度看鸦片战争外，还有必要将其放到近代历史的主要趋势之中去观察。”在该“趋势”背景下，费正清认为

A．鸦片战争是近代中华民族灾难的开端	B．鸦片战争阻碍了中国近代化历程
C．鸦片战争是西方工业文明的扩张	D．侵略者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进步者

8 . “经济上的暴力强制”是近代历史上外国对华关系的一个重要特征。就连外国人也承认在华洋商“个个都是大恶棍”，美国公使承认：“我们的国旗曾经用来庇护在中国的所有“流氓”。外国政府“庇护”在华外国人所依据的是

A．永久居住权

B．协定关税

C．领事裁判权

D．片面最惠国待遇

9 . 费正清在《中国沿海的贸易和外交》中说：“与其说条约口岸代表了移植于中国沿海海岸的西方生活方式，还不如说中国接纳了西方人及其生活方式.…是一个具有双重作用的历史存在，是强权政治的产物，又是一个社会窗口”。对此理解正确的是，条约口岸

A．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	B．开启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
C．具有破坏和建设的双重特性	D．导致近代中国的不断沉沦

10 . 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

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

在马可·波罗的中国行之后，一个极为正面的中国形象在欧洲流传长达五个多世纪。这一趋势在17～18世纪通过天主教传道使团得以强化。不同于由世袭贵族及教士把持的欧洲，这个国家不论出身而是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场的现实给天主教传教士们留下深刻印象。中国皇帝对他们而言就像一个开明君主——哲人王，并通过文官系统来保障一个和谐、文明且不穷兵黩武的天下。以至于伏尔泰与莱布尼茨等欧洲的启蒙运动思想家们将中国作为正面的外来形象用来批判由教士与世袭贵族把持的欧洲教廷。

18世纪末，中国在欧洲的形象开始急剧恶化。对比共和体制诞生的法国大革命和欧洲如火如荼进行着的工业革命，中国不仅被认为是无可救药地落后，而且毫无发展能力。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后，中国形象重新走向正面。鉴于欧洲文明的集体自杀，他们从中国引入充满神秘色彩的“道”，以拯救受自身文明进程所羁绊的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深受朝鲜战争及东西冷战的影响，中国形象再次开始走下坡路。

可进一步断言，人们眼中的中国形象实际上很少是为了说明中国，而是用来满足有关自身民族的存亡、恐惧以及自身政治需要。这正印证了犹太人的一句名言：我们看不到事物的“本来”面貌，只看到我们“自己”。

——摘编自（德国）卜松山《发现中国：传统与现代》

（1）依据材料，概括17～18世纪以来中国形象在西方的变化，并分别指出每阶段变化的原因。
（2）结合中国形象在西方的变化，你如何理解“我们看不到事物的‘本来’面貌，只看到我们‘自己’”这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