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谢放提出辛亥革命的发生和结局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革命运动是原动力，立宪运动是助推手，清末新政是催化剂。

陈德辉指出辛亥革命的发生有一个必然性的历史轨迹：清廷的极端腐败，改良主义的曲终人散，列强瓜分中国的加速进行，亡国灭种的大祸迫在眉睫。任何温和的创新和变革尝试都会被扼杀于萌芽状态。在这种情况下，革命必将诞生。

杨银权认为科举制的废除与辛亥革命的发生有着必然的内在关系。

沈渭滨强调正是晚清近50年的“自改革”，特别是最后十年“渐进的改革”，为辛亥革命的酝酿与准备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姜义华则认为辛亥革命的真正动力，其实是作为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精髓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天下国家责任伦理。

张鸣认为辛亥革命是由偶然因素促成的，是一场意外。从后来的历史看，立宪的变革，就是非革命的变革对中国显然更好。清政府如果能够正常立宪，宪政、民主等制度迟早会落地生根，社会变革也会比较平稳。

——摘编自孙芳《辛亥革命百年研究综述》

材料一   武昌起义后，革命军规定“伤害外人者斩”“保护租界者赏”“守卫教堂者赏”。嗣后美国驻汉口领事虽然拒绝承认武昌革命军政府，但同时也拒绝清政府提出的由外国军舰帮助巡护长江，阻止革命军渡江的请求。武昌起义后短短半个多月，中国南方多省宣布独立，美国国务院认为此时向清政府借贷款是“不合时机和不明智的”。虽有个别美国外交官和商人担心革命威胁美国利益，主张干涉中国内政，但美国国务院却收到民众和舆论界潮水般的信件和电报，他们大多要求美国尽快承认中华民国。

——摘编自崔志海《美国政府对辛亥革命态度的原因分析》

材料二   抗战爆发以后，中国政府向美国寻求援助，但因美国顾虑美日关系而遇冷。1939年2月起，美国才陆续以民间贸易的形式向中国提供几笔数量有限的贷款。太平洋战争美日正式开战前夕，美国政府通过《租借法》，以总统名义扩大对华援助。《租借法》规定反法西斯战争结束，“租借”援助即告停止，但中国在1945年9月以后又继续获得与整个战时中国所获“租借”相当的“援助”。周恩来对此指出，“今日美械师几乎全数用之于进攻中共解放区”。

——摘编自任东来《抗战期间美援与中美外交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