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阅读下列材料并回答问题。
材料一中国近代以来的思想解放和理论探索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发生和演变的。甲午
战争以来，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进一步加深，中国社会遭到“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仁人志士从救亡图存、民族独立、民族复兴的目的出发，在制度与文化、革命和建设的道略上开辟了向国外学习的现代化之路。这就决定了启蒙与救亡互为表里，仿效与探索相辅相成。正如陈旭麓先生所言，它，既不是一江长流，也不止一个洪峰，而是以一个接一个思潮的涨落相继出现的，近代的中国在帝国的黄昏中醒来，在思想的汇合中扬弃，逐渐踏上了蜕变与新生的历程．在中国近现代思想、理论的演变中，始终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历史逻辑，即不同的历史时代面对的主题和任务不同，也就有了不同的思想与理论成果。
——摘编自杨全顺《中国近代启蒙思想演进的逻辑与特点》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概括近代中国思想启蒙的特点。
材料二在灾难深重的近代中国，救亡和启蒙一直是两个突出的课题。二者是何关系？
1986年，李泽厚在《走向未来>创刊号上发表题为《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的论文。他在文中指出，五四时期，“启蒙性的新文化运动”与“救亡性的反帝政治运动”的关系是“相互促进”、“一拍即合”、“彼此支援”、“相碰撞而又同步”。遗憾的是，这种局面并没有延续多久，严峻的危亡局势和剧烈的现实斗争，迫使政治救亡再次全面压倒了思想启蒙。
李泽厚“救亡压倒启蒙”的观点遭到了学术界的普遍批判。王元化认为，“把启蒙和救亡看成全然相克是不对的”。金冲及指出，“从根本上说，是救亡唤起启蒙，还是救亡压倒启蒙？我想是前者而不是后者。”丁守和也谈到：“救亡唤起启蒙，启蒙是为了救亡。戊戌时期是这样，五四时期也是这样”。杜文君进一步强调，“救亡压倒启蒙”说歪曲了中国现代思想史的主题，改写了中国近代的全部历史。彭明认为：“把马克思主义排斥在科学和民主之外，排斥在启蒙运动之外的看法，是很不全面的。”李良玉更是直接指出，“不是救亡压倒启蒙，而是救亡是启蒙的逻辑发展，是它的必然趋势。”
——郑永年《中西方启蒙的差异》
（2）近代中国的救亡与启蒙究竟是什么关系？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