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11年)十九日(10月10日)贞壮(人名)讯，知昨夜十时半汉口获革命党人二，因大索，续获宪兵彭楚藩与刘汝奎及杨洪胜(开杂货铺)，晨六七时事讫，各城俱闭，十时方开。余即于是时过江至汉口必业里纸厂事务所，六时饮于海洞春。八时登舟，舟名“襄阳”。见武昌草湖门火作，盖工程营地，火作即长亘数十丈。火光中时见三角白光，殆枪门火也，闻十八日夜搜得党籍后续获二十余人而未已，余竞不安，遂尔反侧欤。十时舟行，行二十里犹见火光。……二十一日……见鄂电，知武昌以十九日夜三时后失守，督避登“楚豫”兵轮。
——摘自《张謇日记》
材料二
材料三
(1)依据史料的呈现形式分析材料一、二的史料类型和价值。
(2)材料三是某同学给图片一撰写的图片说明，依据此例为图片二撰写一份图片说明。
(3)综合上述材料，展望下一个辛亥年，请用最为贴切的一句话，憧憬我国发展的巨大成就。
材料一 洋务运动时期，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武昌兴建布、纱、丝、麻四局，为武汉近代纺织业构建了较为完整的产业体系。1914年，汉口商界领袖李紫云看准纺织业的发展潜力，邀请实力雄厚的富商，合股筹建武昌第一纱厂。这是武汉首家由民族资本创办的纺织工厂，是武汉近代民族工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摘自姚伟钧《张之洞与武汉近代工业》
材料二 一九一一年夏季，文学社和共进会两大革命团体经过协商，决定合作。《大江报》发表文章，指出“大乱者救中国之药石也”，以激励民气。在兵营和学堂中，许多士兵和学生纷纷剪除发辫，表示义无反顾的决心。十月十日，革命力量雄厚的工程营首先发难，占领军械所。各军士兵纷起响应，两天内占领了武汉三镇，成立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
——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
(1)根据材料一和所学，指出武汉在民国初年纺织业发展中的地位，并从历史基础和国际环境的角度分析具备这种地位的原因。
(2)指出材料二所描述事件的名称，根据所学知识，简述该事件影响下当年中国政治发展的重大成果。
材料 武昌起义发生时熊秉坤任新军工程第八营正目（班长），他于1913年呈交湖北革命实录馆《前清工兵八营革命实录》一文对1911年10月10日起义前后的情节有详尽记述。该文追述八月十九日（公历10月10日）工八营方面的细节：该日傍晚，营中革命士兵焦急等候城外炮队发炮，以便起事，然始终未闻炮声信号。而清方军官加紧戒备，对士兵控制甚严，气氛极度紧张。 “将至日暮”，熊秉坤正在营房楼上一排宿舍向陶启元等革命同志布置“待举动”，忽然听得二排宿舍有骚动声响，熊秉坤本人当时的行状为：急忙至棚内携取枪械，即闻枪声四起，子弹齐飞，二排兵士已暴动矣。
熊文进而记述发生的事变：缘该三棚内之支队长金兆龙，得坤改定时限信后，方将准备一切，被本排排长陶启胜窥破。金见事败，疾呼曰：“众同志再不动手更待何时！”程定国（程正瀛）持枪开击，陶带伤逃死于家。于是人声沸腾，枪弹如雨，一、三排亦继起。
报人胡石庵撰于1912年农历二月的《湖北革命实见记》，记述了工八营正目朱思武10月11日凌晨对胡石庵陈述的工八营发难情形：适有该营后队二排排长陶启胜巡查各处，窥见同志金君（名兆龙）皮盒内有真子弹数排，吼而起，以掌披金额，曰：“尔谋反耶？”金大怒，狂叫曰：“反！反！即反矣！”即以手叉陶颈，推卧床上。众同志闻声哗起，于是有蒋遂杰、王仲烈、程正瀛等各出枪械，一面呼迫全营起事，一面以枪杆击陶脑，陶晕绝，乃整队下楼。
熊秉坤1914年7月在日本东京参加孙中山组建的中华革命党，在一次聚会上，孙中山指着熊秉坤向在场者介绍：“这就是武昌首义放第一枪的熊秉坤同志啊！”1918年10月10日，孙中山为上海《晨报》撰文，称“今日何日，此非我革命同志熊秉坤以一枪起义之日乎！”以后在《孙文学说·建国方略之一》中又有“熊秉坤首先开枪发难”之说。“熊一枪”之称由此鹊起。
熊秉坤20世纪20年代、30年代、50年代发表多篇忆及辛亥首义的文字，与1912——1913年间撰写的 《前清工兵八营革命实录》，在谁打响首义第一枪问题上大相径庭。他在1957年发表的《辛亥首义工程营发难概述》中提到当时他在楼上巡查，见二排排长陶启胜迎面跑来，“熊开枪对其射击，陶下楼逸去”，金兆龙、程正瀛与军官冲突，“下楼不得”，与枪击无关。这一关键细节的改变，使“首义第一枪”的桂冠移植到熊秉坤头上。而且有关由熊秉坤打响“首义第一枪”的情节，由模糊渐趋明朗，细节愈益具体生动。
——以上材料摘编自冯天瑜、张笃勤著《辛亥首义史》
根据材料，对“是谁打响辛亥首义第一枪”进行考证辨析，并得出结论。
材料一 同盟会的成立，兴中会和华兴会的携手起着决定性作用，其中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是主导。而这种主导作用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就是源于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的号召力。孙中山通过发行股票、贷款、义捐等多种渠道募集资金，截至武昌起义前孙中山共募集经费约140万港币。武昌起义胜利后，著名华侨陈嘉庚还以个人名义直接汇给孙中山五万元捐款。孙中山由此感慨：海外华侨“捐助军饷者，络绎不绝，共和前途，实嘉赖之”。
——摘编自龚铭、张道有《中山先生的一天》等
材料二 “周恩来同志领导南昌起义胜利的消息”，使“我们异常兴奋”，南昌起义打起了一面旗帜，树立了一个榜样，鼓舞全党都要这样来进行革命。为制定土地政纲，起义领导机关曾几次进行过讨论。尤其是彭湃在海陆丰的丰富的土地改革的经验，在南昌起义后更是得到了发扬光大，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的土地革命也是受惠于南昌起义后的土地革命的指导思想的。据统计，除了已经遇难的叶挺和间接参与者叶剑英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授衔的十大元帅中，参加南昌起义的就有6人，在十位大将中有2人，在57位上将中有5人。
——摘编自樊安群《对南昌起义历史意义的重新评价》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孙中山对辛亥革命所作的贡献，用一句话概括孙中山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历史地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概述南昌起义爆发的历史背景，并分析其历史意义。
材料一 武昌起义后，革命军规定“伤害外人者斩”“保护租界者赏”“守卫教堂者赏”。嗣后美国驻汉口领事虽然拒绝承认武昌革命军政府，但同时也拒绝清政府提出的由外国军舰帮助巡护长江，阻止革命军渡江的请求。武昌起义后短短半个多月，中国南方多省宣布独立，美国国务院认为此时向清政府借贷款是“不合时机和不明智的”。虽有个别美国外交官和商人担心革命威胁美国利益，主张干涉中国内政，但美国国务院却收到民众和舆论界潮水般的信件和电报，他们大多要求美国尽快承认中华民国。
——摘编自崔志海《美国政府对辛亥革命态度的原因分析》
材料二 抗战爆发以后，中国政府向美国寻求援助，但因美国顾虑美日关系而遇冷。1939年2月起，美国才陆续以民间贸易的形式向中国提供几笔数量有限的贷款。太平洋战争美日正式开战前夕，美国政府通过《租借法》，以总统名义扩大对华援助。《租借法》规定反法西斯战争结束，“租借”援助即告停止，但中国在1945年9月以后又继续获得与整个战时中国所获“租借”相当的“援助”。周恩来对此指出，“今日美械师几乎全数用之于进攻中共解放区”。
——摘编自任东来《抗战期间美援与中美外交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美国政府对中国辛亥革命采取中立态度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从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到抗战胜利后初期的美国对华“援助”的变化趋势并进行评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