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民初的政党政治实践之所以会失败……政党自身的严重畸形化，各党派间无休止的激烈竞争，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基础的薄弱，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根深蒂固以及由于国民民主意识的淡薄与参政能力的低下而造成的民众支持力的不足等。除此之外，资产阶级政治精英对政党理念的主观认识与实践，以及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为代议制民主建立所准备的条件的不足，也是不可忽视的两个因素。

——摘编自《论民国初年的政党政治》

材料二   照搬西方政党政治模式，脱离了中国基本国情。西方政党政治的兴起与其制度的确立，是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整个国家严重资本主义化之后。辛亥革命后，政权虽然易手，但并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中国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天下而非政党的天下。所谓自由结社、合法反对、公平竞争、轮流执政等政党政治的原则，在当时的中国并不具备，虽然在形式上，民初各政党获得了较多的政治权利，但在关键的政权问题上，手执枪杆子的袁世凯是不会让步的。……因此，在当时中国国情下，如果政党要去搞所谓政党政治，要么成为独裁者欺骗民众的工具，要么成为独裁者刀俎下的鱼肉。

——章开沅《辛亥革命与中国政治发展》

材料三   中华民国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院、法院，行使其统治权。……中华民国之立法权，以参议院行之。临时大总统代表临时政府，总揽政务，公布法律。国务总理及各总长，均称为国务员。国务员于临时大总统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发布命令时，须副署之。

——引自《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材料一   美国宪法是举世公认的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也是最长寿的成文宪法，至今依然是美国的根本法，它的成功与制宪时的激烈辩论以及制宪会议的费时和艰难性有密切关系。在奴隶制问题上实行“一国两制”，这是在当时条件下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在其他一些棘手问题上制宪者们也是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做一些让步或妥协。此外在一些暂时无法达成共识的问题上，制宪者们还采取避重就轻的方法。美国的三权分立制度是对传统欧洲“混合政府”分权理论的一种极有创意性的改进。美国宪法虽然继承了欧洲自文艺复兴以来的政治理论，但这部宪法是欧洲政治理论与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摘编自杨薇《1787年美国宪法的形成及启示》

材料二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我国宪法史和宪政实践中具有重要意义，它展示着我国民族资产阶级构建资本主义民主共和宪政体制的美好期望。然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实施结果却是令人失望的：民初有宪法而无宪政，有法制而无法治。《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实施受挫究根溯源是由于它的制定和实施指导理念在学理上出现了偏差和失误，概而言之，《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制定者犯了“因人立法”思维和“法律工具主义”思维的错误。妥善处理行政权和立法权之间的关系是现代宪政关注的重难点，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民国初年动荡的时局中很难处理好两者的关系。

——摘编自王熙莹《〈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实施受挫原因分析》

材料三   中国共产党在经过艰苦卓绝的28年的革命战争后，终于推翻了国民政府，于1949年建立了新中国，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人民民主的基本政治制度。此后，中国共产党继续带领全国人民探索这条道路，尽管其间历经曲折，但也取得了丰富经验和重要成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开始以全新的角度思考国家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体系问题，不仅着力解决好制约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而且考虑解决好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现代化问题，不断改革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摘编自刘旺洪主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丛书民主篇》

材料一   武昌起义后，全国大部分省宣布成立军政府，湖北军政府制定了《中华民国鄂州约法》，对人民享有的各项民主权利进行了规定，勾勒出议会民主制的雏型，从制度上奠定了资产阶级民主选举制度的基础。南方独立各省的代表组成的各省都督代表联合会是具有国会性质的机关，其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参议院议员及大总统选举的方式，并在此基础上组建了南京临时参议院，进行第一届临时大总统的选举。之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对民主选举制度的基本内容进行规定。临时参议院制定了一整套包括国会议员选举制度、省议会议员选举制度及大总统选举制度在内的选举制度，进行了民国初年的第一次国会选举、省议会议员选举及大总统选举。在北京临时参议院时期，又相继制定了《国会组织法》参议院议负选举法》众议院议员选举法》《大总统选举法》，这些法律的形成确立了民国初年的选举制度。

——摘编自唐可迈《民国初期选举制度评价》

材料二   1937年、1941年、1945年大部分抗日根据地所辖的乡、县、边区都进行了大规模的选举，选举产生了边区各级参议会和各级政府。选举实行“普遍、平等、直接、无记名投票”原则，规定“凡满十八岁的、赞成抗日和民主的中国人，不分阶级、民族、男女、信仰、党派文化程度，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可以说，抗日根据地的选举是真正具有“普遍而平等精神”的选举。当时边区90%以上的群众是文盲，为保证选举的顺利进行，晋察冀、晋绥、晋西北、山东等抗日根据地均从实际出发，创造了投豆、票选、画圈、画杠等多种投票方法。此外，还表演选举话剧、出版选举报刊等，共产党员和干部则挨家挨户宣传选举的重要性，有的为了方便选民投票还背着投票箱上门。到1941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约有91%的选民参加了选举。

——摘编自王冬梅《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开创性建设》

材料一        由于英国一直以来对殖民地进行严酷剥削，北美殖民地经济的发展受到严重阻碍。为了对抗英国的经济政策，北美人民奋起抗争。独立战争始于1775年4月的来克星顿枪声，1776年7月4日大陆会议通过了由杰斐逊执笔起草的《独立宣言》宣告了美国的诞生。独立战争使美国摆脱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实现了国家的独立，为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扫除了障碍，也为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民族独立运动树立了榜样，推动了18世纪的欧洲革命。在独立战争之后诞生了1787年宪法，并于1789年被批准生效。作为世界上第一部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成文宪法，它奠定了美国政治制度的法律基础，后虽增加了27条修正案，但迄今仍在生效。

——摘编自魏朝欣《浅述美国法律制度中的立法基础》

材料二        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清政府闭关锁国的大门，中国近代社会由此开始，其中法律方面表现为对西方法律体系（以日、德为主）的移植。到辛亥革命前后，法律近代化表面上取得了极大的成果，如《临时约法》颁布，成立国会，组建责任内阁，颁布一系列的法令，但由于当时处于军阀官僚专制统治的特殊时期，法律近代化与现实冲突十分强烈，尤其在与传统法律观念、政府权力构制和法律内部三方面的矛盾冲突更为明显。北洋政府时期，尽管在北洋政府的主导下颁布了大量的法律文件，但由于大量的外来法律思想的刻板植入没有经过合理的中国化、本土化演变，加上缺乏对外来法的深入研究和探讨，立法的许多方面与当时的中国国情脱节，不符合实际的社会状况，没有很好地发挥应有的作用。加之当时特殊的政治社会环境，法律的应然效力与实然效力间存在较大差距，许多法律只能成为一纸空文，难以发挥作用。

——摘编自李伶《北洋政府时期法律近代化与现实的冲突》

材料一   近代法国启蒙学者关注公民教育，认为专制国家的教育只是“培养好奴隶”，不会造就出真正的人。公民教育应由民主国家设立机构来领导与管理，以推翻教会对教育权的垄断与掌控。狄德罗认为优良的自然素质绝非贵族所独有，“天才、才能和美德出自茅屋里的要比出自宫廷里的多得难以计算”。只因在恶劣的社会制度下，民众的子女得不到合理的教育，其中的天才被埋没。在当时法国“优秀的爱国者”和“始终正直的公民”极为稀少的情况下，道德教育尤为重要。卢梭要求儿童多了解祖国，他认为只有掌握包括数学、文学等科学知识，方能逐渐成为合格的公民。这些构想为推动臣民教育向公民教育的转变提供了思想先导。

——摘编自刘春兵《思想启蒙与公民塑造－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中的公民教育思想探析》

材料二   民国初期是近代中国公民教育的产生发展阶段。《临时约法》首次对公民权利作出规定，为公民教育提供了法律基础。在学习借鉴西方公民教育之初，不少学者强调“德国公民教育之思想，不可完全移植于我国”。商务印书馆和《中华教育界》等民间社会机构发表西方公民教育著作文章，顺应时代要求，自觉承担推动公民教育的重任。朱元善于1916年提出，“教育之方针自当以新国家之本质为主眼，而置重于共和立宪国民之养成”，“非实施公民教育不可”。随着西方公民教育思想的不断传入，人们提倡将民主共和精神的培养作为公民教育目标模式构建的基础，使公民教育范围扩展到社会公共生活领域。

——摘编自朱小蔓、冯秀军《中国公民教育发展观脉络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