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君上种圣尊严，不可侵犯……钦定颁行法律及发交议案之权，凡法律虽经议院议决，而未奉诏命批准颁布者，不能见诸施行……用人之权，操之君上，而大臣辅弼之，议院不得干预。

——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节选

材料二   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立法权属于参议院，行政权属于总统和内阁，司法权属于法院。

——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节选

材料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节选

材料一   朕钦奉隆裕皇太后懿旨：前国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

——《清帝退位诏书》

材料二   辛亥革命看起来并不像我们认为革命应该是的样子。真正的原因在于，从许多方面来说，它都未带来一个与过去截然不同的未来。新生的“中华民国”并不是共和主义的，尽管帝制政治架构崩溃了，但许多前清官僚仍稳居原位，文化、社会与经济也貌似毫无改变。当然，它们在发生变化，但却不是作为辛亥革命的直接结果。

——【美】沙培德《战争与革命交织的近代中国》

材料三   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而辛亥革命，则是比较更完全意义上开始了这个革命。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材料一   民国初年是一个非常的时代，处于制宪政治时期，而非常态政治时期。制宪政治要解决的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因此，参与制宪的各个党派虽然有各自的价值、信念和利益，但要求他们在制宪的时候，暂时放下党派之私见和私利，从国家的长远和整体利益出发，制定超越党派的永久宪法。……美国在建国之初也曾出现过私人利益泛滥、普遍出现腐败、派系与党争等一系列问题。……面对人性中的幽暗，联邦党人非常具有政治智慧，他们不是像法国大革命那样以公共的善的名义去压抑私利的恶，而是通过建立分权的宪政制度，以恶制恶，相互平衡，将恶转化为善，将私人利益转化为公共利益。在费城制宪会议的过程之中，虽然各州、派系之间有利益冲突，但为了实现共同的国家未来和长远的政治秩序，大家一方面相互承认对方的逐利冲动，另一方面寻求利益整合和政治妥协的可能性。美国人坚信，只要有适当的制度性安排，各种分散的私人利益可以“共和”为民族的整体利益。

——许纪霖《辛亥后民初的制度转型为何失败？》

材料二   所谓立宪政体，所谓国民政治，果能实现与否，纯然以多数国民能否对于政治，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为唯一根本之条件。……是以立宪政治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多数国民之自动，惟日仰望善良政府，贤人政治，其卑屈陋劣，与奴隶之希冀主恩，小民之希冀圣君贤相施行仁政，无以异也。……共和立宪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与自动，皆伪共和也，伪立宪也，政治之装饰品也，与欧美各国之共和立宪绝非一物。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1916年2月）

材料一   19世纪中叶以来，德国迅速向工业国转型，各地区之间商业活动频繁，但地区交易规则的差别和习惯法差异对商业规范造成诸多不便；1871年德国统一，《德意志帝国宪法》为法律统一化和法典化提供了依据；强调价值观统一、重民族传统的民族主义深刻影响德国，直接作用于法典的编纂；强调个人民主权利和经济自由、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自由主义思潮，影响法典的价值取向；丰富细密的各地方民事普通法以及法国、奥地利的法典化实践为德国提供了广泛的资料来源；由罗马法发展而来的潘德克顿法学学派，建构了德国民法典的理论基础；主张保留封建政制的保守派最终占据上风，塑造了德国民法典内容上保守的特征。德国民法典在长达23年的制定过程中历经多次审查和广泛订论，不仅为本国制定了一个法典，也为各国学者留下了一整套系统完整的立法资料。

——摘编自谢怀栻《大陆法国家民法典研究(续)》

材料二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逐步实现全国统一，为制定民法典创造了政治前提；新知识精英参与执政，为民法典编纂提供了人力支持；国民政府出于巩固统治、树立法治政府形象的需要，强势推动民法典编纂，立法方针、立法原则与立法人员都由政府决定。整个民法典编纂历时三年，由主要仿《德国民法典》的《大清民律草案》基础上发展而来，各编相继完成，次第公布施行。政治精英和法学家秉承对三民主义政治理论的价值认同，贯彻于立法原则和条文中，导致法典过于精英化和政治化，基本上在封闭状态下完成，缺乏对舆情的了解。用大陆法系的标准来衡量，民国民法典“集现代各国民法之精英，而弃其糟粕”，“民法和民事诉讼法足以跻身最优良的现代法典之林”，“在改革中国数千年的法制、开创私法制度与司法文化方面，较之法国民法尤有过之”。

——摘编自张生、李彤《民国民法典的编订：政府与法学家的合作》

材料一：民国建立后，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倒台，引发了以传统政治为基础的旧有伦理与价值体系的松动。男人剪辫子、女子放足、青年离家、自由恋爱、神位被黜、洋货畅销、西学昌盛……这些社会生活的表征。实际反映的是传统价值观念开始失去在社会中的正统地位。

——张岂之《中国历史·晚清民国卷》

材料二：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中华民国之立法权，以参议院行之；临时大总统代表临时政府，总揽政务，公布法律；国务员辅佐临时大总统，负其责任，实行责任内阁制；国务员于临时大总统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发布命令时，须副署之。法官独立审判，不受上级官厅之干涉。

——摘自《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材料一   民主是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统一，代议制度只是实现民主的一种形式，代议制却不一定等于民主制，只有当代议制成功地保证了政府的行动确实是按照人民的愿望和需要办事时，我们才有理由称之为代议制民主。从世界各国的代议制发展历程来分析，我们可清楚地看到，某些国家在某些历史发展阶段，代议制只是他们粉饰民主的一块幌子而已，他们是打着代议民主的招牌，而行专制独裁之实。

——黄牧航《再谈“资产阶级代议制”的教材处理》

材料二   尽管宪政产生的历史条件、生长的社会环境有很大不同，但宪政的核心理念与价值却是一以贯之的。随着满清王朝政治危机的逐渐加深，传统文化的日渐式微与解体，救亡图存、富国强兵成为当时中华民族迫在眉睫的当务之急。宪政，这一西方的近代文明之物，被视为一剂救世良方开始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也由此拉开了宪政中国化的序幕。虽然宪政运动在近代中国潮声涛起、风起云涌，但却始终如雨打浮萍，命运多舛，终究未能在这块异地他乡安身立命。

——摘编自苗连营《世界宪政文明体系里的“中国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