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刺史”即是刺举不法之人。（汉）武帝时称部刺史，全国划分为十三个部（州），每部（州）包括若干个郡。每年秋八月，刺史分部周行督察，年终返京奏报，其没有常设的办事机构，走到哪里便临时设“治所”或“所止理事处”，作为中央政府派遣的监察特使其具体职责从一开始就有明文规定，即“六条问事”。对于郡国诸侯王的行为一经查出有违法之处，便可奏报皇帝，其不察小吏，专察大吏，不光举劾奏报，还可以贬退大吏，刺史受中央御史中丞直接管辖，地位并不高，属下大夫，待遇也不丰厚，每年秩六百石，但刺史所监察的对象却远远高出自身的地位，可以监察二千石的官吏（地位相当于郡守，即地方最高职位）。

——摘编自窦重山《浅论刺史制度的产生及其演变过程》

材料二:   1883年，美国就颁布了《文官制度法》，对政府公务员的行为做出了详细的规范。1925年美国国会通过的《联邦贪污对策法》，规定选举中总统和国会议员得到100美元以上的捐款必须登记。1985年推出的《政府工作人员道德准则》规定，不得以任何形式用公职做交易；公职人员不得在外兼任与其职责利益相冲突的工作或从事与其职责相冲突的事务；政府官员在离职后一年内不得回原工作部门从事游说活动，违反者将受到刑事处分。

在美国，除非能证明媒体存在着实际的恶意，否则对公职人员的报道即使不准确，也免受司法追究。1972年6月17日，美国总统大选在即，在任总统尼克松的5名亲信潜入华盛顿水门大厦的民主党总部办公室，偷拍文件和安置窃听器，被当场抓获。其后，尼克松极力阻挠媒体对这一事件的调查，甚至威胁吊销《华盛顿邮报》所属公司的营业执照，但报纸不为其所阻吓，彻底揭开了丑闻。尼克松也因此被迫辞职。

——摘编自《反腐败与制度——宏观视角看西方国家防治腐败措施》

材料一   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魏、楚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

——李斯《谏逐客书》

材料二   九年（即太和九年，公元485年），下诏均给天下民田：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对实行两年休耕轮作的）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人多地少的地方）乐迁者听逐空荒……

——《魏书·食货志》

材料三   市易法垄断货源，“凡商旅所有，必卖于市易”，结果造成“卖梳朴则梳朴贵，卖芝麻则芝麻贵”的局面。尽管王安石声称市易法的目的是“通有无，权贵贱，以平物价，所以抑兼并也”……但是实际结果是“官中自为兼并”“商贾为之不行……而上下均受其弊”……市易法之弊，连最初倡行市易法的魏泽宗都“愤惋自陈，以谓市易主者摧固掊克，皆不如初议，都邑之人不胜其怨。”

材料一   华夏国家是依靠封建制（封邦建国，下同）而形成的国家形态。……但是，随着封建制赖以存在的宗法制日渐败坏的时候，再依靠封建制重建国家的企图，就难以实现了。……随着世代的交替，亲族间维持忠诚的纽带日益松弛，诸侯与周室之间的距离越拉越大……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必须再一次重新寻找制度建构的道路，重新踏上制度建构的征程，这就是从华夏国家到官僚制国家的嬗变。

——刘建军编著《古代中国政治制度十六讲》

材料二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国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国民有人身、居住、财产、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宗教信仰等自由。确立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中华民国之宪法由国会制定”。

材料三   （法国大革命）废除了那样多自由所赖以存在的其他东西，这时，我便倾向于认为，如果当初由专制君主来完成革命，革命可能使我们有朝一日发展成一个自由民族，而以人民主权的名义并由人民进行的革命，不可能使我们成为自由民族。……中央集权制“是旧制度在大革命后仍保存下来的政治体制的唯一部分，因为只有这个部分能够适应大革命所创建的新社会”。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

材料一   民国初年是一个非常的时代，处于制宪政治时期，而非常态政治时期。制宪政治要解决的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因此，参与制宪的各个党派虽然有各自的价值、信念和利益，但要求他们在制宪的时候，暂时放下党派之私见和私利，从国家的长远和整体利益出发，制定超越党派的永久宪法。……美国在建国之初也曾出现过私人利益泛滥、普遍出现腐败、派系与党争等一系列问题。……面对人性中的幽暗，联邦党人非常具有政治智慧，他们不是像法国大革命那样以公共的善的名义去压抑私利的恶，而是通过建立分权的宪政制度，以恶制恶，相互平衡，将恶转化为善，将私人利益转化为公共利益。在费城制宪会议的过程之中，虽然各州、派系之间有利益冲突，但为了实现共同的国家未来和长远的政治秩序，大家一方面相互承认对方的逐利冲动，另一方面寻求利益整合和政治妥协的可能性。美国人坚信，只要有适当的制度性安排，各种分散的私人利益可以“共和”为民族的整体利益。

——许纪霖《辛亥后民初的制度转型为何失败？》

材料二   所谓立宪政体，所谓国民政治，果能实现与否，纯然以多数国民能否对于政治，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为唯一根本之条件。……是以立宪政治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多数国民之自动，惟日仰望善良政府，贤人政治，其卑屈陋劣，与奴隶之希冀主恩，小民之希冀圣君贤相施行仁政，无以异也。……共和立宪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与自动，皆伪共和也，伪立宪也，政治之装饰品也，与欧美各国之共和立宪绝非一物。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1916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