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19年4月底，中国在巴黎和会上交涉失败、日本要求中国撤换两个专使的消息纷纷传来，北大学生开了一个会，并且捐了几百块钱：一方面用于打电报给巴黎和会中国代表，要求他们坚持：一方面用于通电全国，反对因为外国压迫而撤换本国专使。这两个电报打出以后，所捐电报费还存300元左右，后拿出来买竹布等游行用品。5月3号，北大同学们在宿舍和新潮社（位于红楼一层22号）内奋战一夜。用长竹竿做大旗子，小竹竿做小旗子。并且推罗家伦撰写《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印刷多份散发。第二天早上，他们还准备了一个英文的备忘录，送给各国使馆。而三个总代表因为准备有关文件，直到下午1点10分左右才赶到天安门集会。

——摘编自1931年罗家伦《关于五四运动的回忆》

材料二   北京特约通信北京学界之大举动：昨日之游街大会，曹汝霖宅之焚烧；青岛问题之力争，张宗祥大受夷伤。乃于昨日（四日）星期休假国立大学及各专门学校学生举行游街大会，以为国民对于外交表示誓正到底。午后一时许，各校学生结队数千人在天安门齐集。各执白旗，大书誓死力争青岛，不争回青岛毋宁死，取消二十一条等语。

——摘自1919年5月5日天津《大公报》

今日午后两点，各校生五千人入使馆界，执旗书“誓死争青岛”及“卖国贼陆曹章”的字样。后又拥至曹宅，初极文明，警察弹压，激动公愤，有举火烧宅者。（四日下午九钟）

——摘自1919年5月6日上海《中报》

材料   1919年4月底，当中国在巴黎和会失败的消息北传回国内，一些学生组织，包括新潮社等召开了一个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做出了在5月7日，举行一次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游行活动。很快的这项决定就得到了北京各大专院校学生团体的支持，5月4日下午，大约有3000多名青年学生齐聚天安门广场，参加示威游行。在总罢课实现后，北京的青年学生很快就创办了《救国周刊》,天津学联出版了《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等。五四运动之后，所有中等以上学校的讲演团也普遍的建立起来。他们分组分段到人员稠密的商业区、庙会、景区等地方举行演讲，之后走入乡村和工厂。经过紧张的准备，“6月16日，北京、天津、南京等地学生代表在上海举行中国学生联合(即全国学联)成立大会。全国学联设评议部和执行部，会址设在上海。全国学联根据形势发展，指导青年学生政治参与不断走向深入。青年学生在此次抵制活动中所展现的国家民族意识给予了中国代表团莫大的鼓励与支持，有力的促进了山东的回归(1922年2月4日，中日签订《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和《附约》。

——摘编自徐琳琳《“五四运动”时期青年学生的政治参与研究》

材料一   （五四运动之前）苦力和劳动者在外乡做事，当然受不着这么许多的帮助。但是，因为苦力和劳动者极大多数都离着家乡很远，并且很难找着工作，所以他们自己也有这种组织，例如上海工人之中的安徽帮、宁波帮、湖北帮……其中商人小官吏等也有加入的，且总是头脑——这也是很自然的，苦力的同乡组织，也要靠“有权有势”的同乡（工头，包探，“有面子的人”）……同乡的帮口，是互相帮助寻找工作，和别派人争夺工作的组织。

——瞿秋白《中国职工运动的问题》

材料二   1923年1月5日，在汉口湖北省工团联合会内召开第三次筹备会议，共开了5天，在（中国共产党员）施洋、李汉俊、包惠僧等人协助下起草了京汉铁路总工会章程草案七章31条，规定总工会的宗旨是：“一、改良生活增高地位，谋全体工人的利益，得到共同幸福；二、联络感情实行互助，化除地域界限，排除工人相互的争端；三、增进知识，唤起工人的阶级自觉；四、联络全国各铁路工人，组织全国铁路总工会，并与全国各业工人和世界工人建立密切的关系。”

——梁玉魁《早期工人运动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