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从1948年开始，中国共产党积极探索建立符合城市特点的基层社会管理体系。参照乡村经验，不少城市建立了市、区、街三级行政管理体制，街政府成为最基层的行政机构。这种三级行政管理体制导致政出多门，效率低下，无法适应城市“集中”的特点。不久，街政府被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地进一步探索城市基层管理模式。1954年，国家颁布条例，规定在城市基层设立区政府的派出机构街道办事处和群众自治性组织居民委员会，正式确立街居体制。通过街居体制，无单位、无组织的群众被全部纳入政府管理范围。

材料二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了将单位之外的社会个体重新组织起来，便于社会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务，民政部于1986年提出要争取社会力量兴办社会福利事业，由此提出了社区的概念，随后1991年提出了社区建设的政策构想，并在上海、武汉、北京等地进行社区建设实验。为了从更高层次力推社区建设，在1998年的政府机构改革中，整合成立了民政部基层政权与社区建设司，统筹推进社区建设和社区治理工作，到90年代末期，基本完成了社区制的建章立制。

——摘编自李春根、罗家为《从动员到统合：中国共产党百年基层治理的回顾与前瞻》

材料一   中国传统法律体系的最大特色就是法以礼为灵魂，这种以礼为原则的法律体系是被后人称为至圣先师的孔子总结了西周“礼治”经验后于2500年前创建的。孔子将法与礼所能达到的不同社会治理效果作了比较：“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由此看来，以理（礼）服人的“王道”显然要优于以力（法）制人的“霸道”。孔子认为依附于“礼治”的法律只有维护忠、孝、节、义，才具有惩恶扬善的功效，当人情、道德与法律相抵牾时，永恒的人情、道德是不可改变的，可变的只是法律。孔子追求的是“以礼治国”，有两个显著的标志，一是“胜残去杀”，消除了暴力的统治方式——法律，社会治理依重教育；二是将社会的和谐而不是公正放在首位，以达到礼让“无讼”的境地。孔子认为在治国中，“人”的作用远远重于法律，“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摘编自马小红《礼治、法治之辩》

材料二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高度注重法制建设，已制定宪法和现行有效法律（截至2010年）共237件、行政法规690多件、地方性法规8600多件，保护改革开放和人民群众的基本利益。

——摘编自赵惜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发展历程的全景回顾》

材料三   制定和实施宪法，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是人类社会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支撑。中国共产党登上中国历史舞台后，经过艰辛探索和实践，成功在中华大地上制定和实施具有鲜明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宪法，在我国宪法发展史乃至世界宪法制度史上都具有开创性意义，为人类法治文明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摘编自习近平《谱写新时代中国宪法实践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