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民国初年北京政府顺应工商界的要求，先后制订颁布了一系列经济法规。据不完全统计，在北京政府时期颁布的76项经济法规中，内容包括工商矿业、农林牧渔、交通运输、银行金融、权度、税则、经济社团等方面。张謇言：“当此各业幼稚之时，舍助长外，别无他策。而行此主义，则仍不外余向所主张之提倡、保护、奖励、补助，以生其利，监督制限，以防其害。”上述立法原则与经济政策导向在民初大体得到了遵循。后袁世凯时期，军阀派系争战不断，北京政府权威尽失，在经济法制体系建设方面乏善可陈，更遑论有长远规划与建设。

——摘编自张海鹏《中国近代通史》

材料二   1992年，我国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以此作为改革目标。1993年修改宪法时，将1982年《宪法》第15条中“国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修改为“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后，“市场经济的发展亟需商事立法的规范，自九十年代以来，商事立法驶入高速行驶的快车道”，与市场经济密切相关的商事法律密集出台。经济法制建设的立法理念与市场经济观念高度契合，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立法理念基本被挤出立法过程。加入WTO为我国经济融入全球化、经济法制与国际规则“接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世贸规则倒逼国内法制改革，我国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开展大规模修法和法规规章清理工作，涉及3000多部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19万件地方性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摘编自陈甦《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体制与经济法制的互动发展》

材料一   1912-1916年是近代经济立法的“黄金时期”，在参照西方法律的同时开始关注本国商民的习惯现实国情，如《公司条例》《商人通例》颁布前政府曾专聘通晓商律之士，调查各埠商业习惯，历时三载才出台草案。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张謇等加入政府，直接参与经济立法。短短几年间经济法规覆盖社会经济的大部分领域，基本建立了近代中国资本主义法制体系。立法工作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影响，如《农商部奖章规则》《奖励实业办法》鼓励了创办新企业和开发新产品，《农工银行条例》《证券交易所法》规范了金融秩序，推动了金融业的发展。

——摘编自王鑫芳《袁世凯时期经济法制建设概述（1912-1916）》

材料二 改革开放后我国不断加强经济立法，初期主要集中于涉外企业、税收等领域，如《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个人所得税法》等；1993年“修宪”后，国家立法机关仅用3年时间，就分别制定了市场规制、财税、金融等领域一批基础性的重要法律，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垄断法》《商业银行法》等。2001年入世以后，为适应对外开放新形势，修改了《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使我国的对外经济贸易法律体系与国际接轨。

——摘编自张文《现代化、改革开放与经济法的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