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古代法律的演进轨迹有自己的特色。宗法家族社会的发展，是“礼治”的坚实基础;而集权官僚政体的巩固与壮大，则继续呼唤着“法治”。秦律规定:“父盗子不为盗”，“子告父母，告者罪”。西汉以后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和法家化表现为确立族权本位（礼治）与皇权本位（法治）的双向法统。《唐 律疏议》开宗明义在“名例”篇的序言中宣布:“德礼为政教之 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中国古代最具代表性的法典凡涉及民事纠纷、经济权益，国家均视为“细故”，尽量用调解而非法律解决。

——摘编自武树臣《法家法律化通论》

材料二   1902年沈家本被清廷任命为修订法律大臣，他力主“变法图强”，近可以收回治外法权，远可以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他确定了以“参考古今，博稽中外”为修律指导思想，起草新式法律《刑事民事诉讼法》《大清商律草案》 《国籍条例》 等，基本建立了中国近代法律体系。由他制定的《破产律》完全抄自日本破产法，但与当时经济发展水平和运行机制产生严重抵捂而流于具文。他还亲自编译教材，创设法律学堂，造就司法.人才。晚清政治改良的最终失败，使修律与司法改革未能达到预期结果，但却推动了近代法律的转型发展。

——摘编自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法律转型》

材料三   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我国人民在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斗争中已经结成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1982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指出“今后国家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

——摘编 自李正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史（1949~2019）》

新中国成立以来编纂民法典基本历程（部分）

——摘编自梁慧星《中国民法典发展脉络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