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北洋外交初期亦有其力争主权和反对列强干涉内政的篇章，不可全盘否定。北洋初期外交不是简单的排外与制夷思想，而是积极地妥协思想和对外依赖思想的结合。北洋政府初期外交多集中于满蒙藏地区中外利益冲突上……一战后，中国作为战胜国力图抓住时机争取独立、自由和平等、自主的国际地位。从巴黎和会到华盛顿会议，北洋外交尽管没有获得完全成功，但争回了部分主权。“九国公约”的成立、“蓝辛一石井协定”的取消及英日同盟被拆散，均有利于中国。这些斗争的成果可以充分表明北洋外交思想及实践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北洋政府在民意推动下，主动争取失去的国家权利，也说明依赖主义的外交思想已开始向国际平等主义外交思想转变。

——魏延秋《北洋军阀政府前期的“维持外交”》

材料二   中国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需要超越事务层面来思考和构建未来的国际社会。为世界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不仅需要中国拿出更多的物资贡献，还需要提出有价值的思想和学说，要发挥大国的“引领和塑造”作用，则要求中国的外交不但是“中国本位”，还要是“世界本位”。只有如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才能与和谐世界的理念形成真正有意义的价值关联

——崔立如《国际格局转变与中国外交转型》

材料一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生活在真空中，所以国际环境的变化与每个国家的发展，特别是对外关系息息相关。自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来的70年间，中国外交与国际环境的互动是双向的，中国外交既受制于国际环境的变化，同时中国外交本身也推动了国际环境的变化。

——摘编自王健、顾炜《新中国外交70年的国际环境变化：分期、演变和动力》

材料二   1982年，邓小平在致十二大开幕词时指出：“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198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中国决不依附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也决不同它们任何一方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

——摘编自凌胜利《中国为什么不结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