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新中国成立后，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和地区是新中国对外关系的重点。万隆会议之前，除朝鲜、蒙古和越南三个社会主义国家外，与新中国建交的亚洲民族主义国家只有五个，而万隆会议之后到1959年短短的四年间，就有10个亚非国家与中国建交。就国际话语权而言，万隆会议成为集中传播新中国和平外交话语的多边舞台。周恩来率领的中国代表团以实际行动践行和平外交路线，取信于亚非国家尤其是周边国家。

——摘编自张屹峰《万隆会议的时代意义》

材料二：1972-1988年是中日民间外交的“蜜月期”。1972年以前，就已存在日中友好协会、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等。80年代初期，在中日两国政府的支持下，建立了“中日友好交流协会”,“中日民间人士会议”和“中日友好世纪委员会”三个固定的民间交流渠道。原有的双边贸易、文化交流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其他经济合作和文化交往也迅速扩展，内容涉及到金融、航空、海运、科技、文化、艺术、体育、教育等领域。至1987年底，日本占中国吸引外资总额的16.4%,友好城市不断建立。

——摘编自刘天纯《日本对外政策与中日关系》

材料一：新中国成立后，美国政府主流观点认为美国不应该急于承认中国的新政权，并且居高 临下地认为弱势的中国定会有求于它，承认美国在华的既得利益。因此，对中共政权采取“观望的 态度”。在冷战的大背景下，中国为了表明立场，采取了一系列亲苏反美的行动。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 一文中特别强调“一边倒”立场。1950年2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它彻底改变了美国决策层对中国的看法，把中国和苏联联在一起，中美关系走向全面对抗。

——摘编自李怀录《建国初期中美关系走向全面对抗原因再审视》

材料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需要超越事务层面来思考和构建未来的国际社会。为世界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不仅需要中国拿出更多的物资贡献，还需要提出有价值的思想和学说，要发挥大国的“引领和塑造”作用，则要求中国的外交不但是“中国本位”,还要是“世 界本位”。只有如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才能与和谐世界的理念形成真正有意义的价值关联。

——摘编自崔立如《国际格局转变与中国外交转型》

材料   在国际斗争中，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不仅取决于其政治、经济和军事的综合国力，还取决于该国运用的外交策略。高明的外交手段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一国实力的不足。当今研究外交并制定对外政策，需要知己知彼；必须立足于对世界大势和各国国情的深刻认识，才能在复杂的国际关系格局和博弈中，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

——摘编自孟宪生《审视全球化时代国家角逐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