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邓小平在会见基辛格时说，“在建立在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基础上的旧秩序”，使得“贫国与富国的差距越来越大”。而“新的政治秩序就是要结束霸权主义，实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经得住考验的不是霸权政治，不是集团政治，而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只有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才能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使它同国际经济新秩序相适应”。
——摘编自罗昱《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
材料二 二战后，亚非拉民族民主运动蓬勃发展。全球殖民体系土崩瓦解，发展中国家作为国际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力量逐渐崛起……西方列强不甘心将殖民利益拱手相让，不断打压发展中国家……因此，加强相互间的团结合作，反对新老殖民主义，捍卫民族独立，维护世界和平与合作，既是亚非独立国家的迫切愿望，也是万隆会议召开的根本宗旨。
——摘编自余建华《万隆会议与中国亚非外交》
(1)根据材料一，分析新中国提出并强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必要性。(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万隆会议召开的背景，并指出中国对万隆会议的贡献。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新中国初期外交的认识。
| A．消除了意识形态对外交的影响 | B．践行了全方位外交的政策 |
| C．受制于两极格局的政治环境 | D．拓展了走向世界的外交路径 |
材料一新中国在两大阵营对峙的国际背景下诞生的。中国共产党与社会主义阵营兄弟党、兄弟国家互动频繁，与资本主义国家、政党很少发生官方联系，意识形态亲疏成为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标准。中苏两党的关系带动两国关系发展，苏联对中国进行了大量的援建。除了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外，中国共产党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互动频繁，与非洲国家往来密切。不管是中国周边安全，还是中国的国际地位、国际影响力，都得到了实现。新时期国家的主要任务围绕经济建设展开，党际关系服务经济目标。一切对外工作围绕国家利益展开。这一时期，政党外交中意识形态以服务国家利益为目标，二者呈现出正向关系。
材料二从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性巨大转变中，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回顾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历史，总结其中历史经验教训，对夯实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构建、推进新时期政党外交深入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上述材料均摘编自杨胜刚《新中国政党外交维护国家利益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中国初期政党外交的特征。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中国政党外交在维护国家利益方面的启示。
| A．中国放弃了“一边倒”的政策 | B．中苏在不结盟基础上发展关系 |
| C．苏联的国际地位走向了衰落 | D．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具有包容性 |
| A．消除了意识形态对外交的影响 | B．拓展了民间外交的新空间 |
| C．彻底打破了美国的封锁和孤立 | D．旨在推动文化事业的繁荣 |
材料
1950年 | 6月，麦卡锡主义盛行，美国开始全力扶持蒋介石，禁止美国人同中国大陆发生任何直接接触的政策，美国对华政策中的地缘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基础统统让位于“对共产主义的惧怕”。 |
1969年 | “尼克松主义”出台，由过去的敌视、孤立、包围中国，改为利用中苏矛盾，缓和中美关系，以便从越南脱身和抗衡苏联。 |
1978年 | 3月，卡特总统派布热津斯基访华，美中建交谈判走向正轨.9、10月间，中美建交谈判最终完成。 |
1983年 | 美对华政策委员会出台“美中关系未来十年报告”，建议指出“美国既不应当把中国视为盟国，也不应当将其视为潜在的敌手。双方在全球范围内，特别是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有着某些共同的目标，因而有可能进行不同形式的合作。” |
1989年 | 6月，国务院发表了年度“人权报告”，谴责中国侵犯人权。并向台湾出售F-16战斗机，使台湾问题又一下浮上水面。 |
1999年 | 5月8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战机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事件又使两国关系由晴转阴。11月15日，中美两国达成了中国加入世贸的历史性协议，为下降的双边关系又一次起到了稳定作用。 |
——摘编自何兴强《“中国通”与美国对华政策的发展历程》
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划分中美关系发展的不同阶段，并说明各阶段的特征和划分依据。(要求：主题明确，持论有据，逻辑严密，表述清晰。)材料一 新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继得到苏联率先承认之后，各国外长代表各自政府表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立即建立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关系，并断绝同原国民党政权的关系。这些国家的外长包括：
| 10月3日 | 保加利亚外长波普托莫夫、罗马尼亚外长安娜·波克 |
| 10月4日 | 匈牙利外长卡莱·古拉、朝鲜外相朴宪永 |
| 10月5日 | 捷克斯洛伐克代外长威廉：西罗基、波兰副外长斯达尼斯拉夫·菜西斯基 |
| 10月6日 | 蒙古人民共和国总理暨兼外长却尔巴桑 |
| 10月27日 |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外长窦丁格尔 |
| 11月21日 | 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兼外长恩维尔·霍查 |
——摘编自朱纪华《档案揭密外交风云》
材料二 人与人和谐、人与自然和谐、人内心和谐正是对儒释道这三种和而不同的文化内涵的生动诠释。19世纪以后，列强的疯狂侵略让中国人民陷入了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苦难境遇，加深了无数仁人志士对自立自强的渴望、对战争侵略的控诉以及对美好和平生活的向往。我国推动建设新型国家关系，就是要打破唯权至上唯利至上的思维牢笼，让世界各国认识到“除了权还有理，除了利还有义”。零和博弈这种水火不容，不可调和的竞争思维和模式越来越难以适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当今世界。{因此，我国在国际上打造“和而不同、包容互鉴”的崭新格局。
——摘编自常浩《新时代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的几点思考》
(1)根据材料一概括新中国成立后的外交状况。结合所学，指出这一时期“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的表现和相关外交活动对国家建设的作用。
(2)根据材料二概括新时代我国推动建立新型国际关系的原因，结合所学，指出中国推动建设的新型国际关系的内涵。
材料一 1840年之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一方面是晚清王朝死守“闭关锁国”政策的恶果,另一方面也迫使中国由“朝贡体系”向“条约体系”转变,中国外交体制开始了近代化的发展历程。这一历程是近代中国逐渐调整、变通、改革传统外交观念，接受、适应与运用西欧国际观的历史变迁过程。在这一转变中,一方面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加深,民族危机愈发严重;另一方面,随着“朝贡体系”瓦解,清政府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交往逐渐频繁,对外认识也愈发加深,外交观念亦发生了深层次的变化,外交政策更加务实,乃至出现了专职的外交机构,这一切都适应了时代的发展潮流。
——摘编自王琦 李翔《晚清中国外交体制变化发展研究》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里,为应对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威胁,中国政府及时宣布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通过与苏联的结盟和争取广大“中间地带”来维护新中国政权的政治安全,并做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决策。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在建交过程中把“一个中国”原则作为基本前提和国际合作的政治基础。1979年以来,中国外交任务转变为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为此,中国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关系。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由之前的侧重政治上的互利变为多种形式的经济技术合作,把维护国家利益作为维护国际利益的前提和首要任务。为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大潮,确定了“大融入”的战略取向,把“入关”和“入世”作为最重要的外交任务之一。十八大以来,面对新形势，中国外交开始注重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全球治理平衡相结合。
——摘编自郭树勇《试论70年来新中国外交的主要特点》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中国外交由“朝贡体系”向“条约体系”转变的背景及影响。
(2)根据材料二,指出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与1979年以来外交重点的不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979年以来我国的外交政策产生的重要作用。
材料一 1864年上海租界成立了中国近代第一个会审机关——洋泾浜北首理事衙门，并由上海道台与英国领事会商组织正式法庭，通过了《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根据章程，会审公廨为中国的司法机构，由上海道台派一名同知主持……凡遇案件牵涉洋人到案者，必须由领事或领事派员会审。章程严格限制了会审公廨的管辖权和陪审官的权限。
1911年武昌起义后，由于会审公廊的满人谳员逃匪，驻沪领事团趁机接管了会审公廨并按照自己的意图进行改组，改组后会审公廨谳员由驻沪领事团任命，其菥傣亦由领亭团披给；司法管辖权限大为扩充；取消上诉程…….
民国政府成立后，中方多次要求会审公廨恢复到辛亥革命前的状态，这种努力在国人的请愿、上海总商会的推动及中外政府双方的照会上乃至在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的提案中都有体现。但由于西方国家的阻挠，没有取得多大的进展。
——摘编自陈策《上海公共租界法权变迁问题研究》
材料二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开展了修订新约运动，其中取消领事裁判权是一重点。南京政府与英美等国晨开多次谈判，于1930年收回了上海公共租界内由会审公癣演变而来的上海临时法院，达成了取消领事裁判权的初步协议。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鉴于中国战争的重要地位和中国人民的强烈呼声，1942年中英、中美达成了取消领事裁判权的协议，直到1943年中国似乎从形式上脱离了领事裁判权制度的桎梏。
新中国成立后的有关案件管辖的法律成果凸显了国家主权的司法自治原则，使中国涉外法权回归正统。
——摘编自胡燕《中国涉外法权变迁史研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围绕上海会审公廨中外双方斗争的趋势及实质。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影响领事裁判权在中国变迁的因素，并谈谈你对领事裁判权在中国变迁的认识。
| A．打破了外交的孤立局面 | B．推动了中日关系正常化 |
| C．拓展了独立外交新途径 | D．根植于中日交流的传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