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与非洲之间的交往古已有之。在汉代，非洲已在中国与罗马的贸易中发挥中转站的作用，埃及商人在印度和斯里兰卡购买中国货品，再经由亚历山大里亚、迈奥霍穆等港口将其运往罗马。唐代《贞元十道录》记载了自广州出发、经波斯湾到达非洲的航程，中国同北非、东非等地已实现直接通航。宋代，每年自非洲进口的“象犀珠宝香药之类”商品数额高达“五十三万有余”，大大超过前代体量。元朝航海家汪大渊曾亲身到访非洲，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也于14世纪到访广州、泉州、杭州等地，中非人民对彼此的了解更加深入。明代郑和船队四次抵达东非海岸，将古代中非交往推向高峰，双方频繁互访，建立了和平友好的外交关系，永乐年间还恢复了三省市舶司，以便非洲诸国使节来华时“与中国贸易”。今天在埃及和埃塞俄比亚出土的大量中国陶瓷、钱币，年代由唐至明，成为中非友好往来的见证。
——摘编自张铁生《中非交通史初探》
材料二 1955年万隆会议后，中国积极支持非洲国家民族独立自强。1964年初，周恩来总理访问加纳时，明确了中国对外援助坚持平等互利、尊重受援国主权以及不附加政治条件等基本准则，奠定了中国对非援助的总体基调。在农业领域，中国派遣农业技术人员赴非建设经营农场，帮助解决非洲粮食紧缺问题。在工业领域，中国援建的项目针对非洲当地需要，以中小型项目为主，工期短、投资收回快。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中国长期对非洲国家提供无偿援助，无私支持非洲基建事业。此外，中国还通过派遣教师、医务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帮助非洲国家提升各领域技术能力，中国员工与当地工人同工同酬，“对等上班”，赢得了非洲人民的认可与支持。
——摘编自宋微《中国对非援助70年——理念与实践创新》
材料三 21世纪以来，中国对非洲援助以追求发展效益为主，兼顾政治、安全等其他 效益。中国与非洲许多国家和地区建立了互利共赢的能源合作关系。中非双边贸易额迅速增长，中国企业到非洲投资的步伐大大加快，提高了非洲国家的生产能力。中非文化交流不断深入，在影视制作、出境旅游、人才交流、学术研讨等领域加深合作，助力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据谷靖《转型背景下的中非关系：新形势、新挑战、新合作》等整理
(1)根据材料一，指出古代中非交往的发展趋势。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上世纪50—70年代中国对非援助的背景和特点。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当今中非文明交流互鉴的意义。
材料一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苏联合开辟了西北国际通道。该通道从苏联萨雷奥泽克到中国境内的霍尔果斯口岸，全长2925公里。据统计，1937年到1941年，中国向苏联购买飞机997架，坦克82辆，火炮1000余门，机枪5万余挺，汽车1000余辆。这些物资90%以上是通过西北国际通道运抵中国。1937—1944年，中国运交苏联的产品有钨砂、纯锑等矿产。西北国际通道是中国境内延伸距离最长、运行时间最长、也是最安全的国际交通线。
——摘编自尚季芳《论西北抗战大后方的地位》
材料二 1949—1966年《人民日报》十月革命纪念活动统计（节选）
| 1949年 | 报道中苏两国工人开展生产竞赛的情况;发表文章，彰显十月革命的作用和影响 |
| 1952年 | 社论《感谢苏联，学习苏联——庆祝十月革命三十五周年和“中苏友好月”》 |
| 1953年 | 社论《十月革命的光辉照耀着我们前进的道路》，“中国人民满怀信心地为实现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而斗争” |
| 1954年 | “有必要发展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友好关系，以加强世界和平” |
| 1960年 | 在相关报道中反复强调“珍视中苏两国团结” |
| 1966年 | 十月革命纪念活动的规格和规模降至低谷。《人民日报》仅发表了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的一份贺电，礼貌性地表达庆贺，同时批判修正主义，提醒苏联“继承和发扬伟大十月革命的光荣革命传统”“捍卫十月革命的胜利果实” |
——摘编自庞敏《从〈人民日报〉看1949—1966年十月革命纪念活动》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西北国际通道”运行的背景。
（2）采用一个新的时间尺度，对材料二反映的中苏关系演变进行阶段划分并任选一个阶段说明划分的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