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一十九世纪以来，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建立以及全球化的兴起，在没有统一的“全球法”或者说“超国家法”的情况下，国际领域亟须通过第三方权利的权威裁判来化解纠纷。两次鸦片战争使得中国维系了几千年的“朝贡体系”趋于崩溃，晚清统治：者及民众不得不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以及“中国为天下共主”的迷梦中苏醒。当时的中国也被迫从“传统国家”向“主权国家”转型，以主权为最高权威的民族国家观念萌芽。在《南京条约》规定领事裁判权后，中国的司法主权开始沦丧，并成为列强撕裂、瓦解中国主权的重要切口。晚清政府也逐步认识到了司法权与主权之间的密不可分、唇亡齿寒的关系。

——摘编自章安邦《制度竞争视野下清末司法主权的论丧与维护》

材料二   20世纪50年代以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于中国在国际法律体系中的立场和地位的确立具有基础性的作用。一直以来，国际法长期处于西方主导之下，中国等亚非国家被这一体系边缘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改变这一格局的一次尝试，它提出了代表亚非国家观念的国际法新思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全球性国际法属于一个体系。然而，值得关注的是，它不仅仅是对《联合国宪章》的简单重复，而是选取了一些方面予以强调，表明了中国对国际法的理解。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中国同各国交往的基本出发点和总体思路，成为中国进入国际体系、参与国际法律制度建设的基调。

——摘编自何志鹏、孙露《大国之路的国际法奠基》

材料1949年11月，美国等14个资本主义国家在巴黎成立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封锁、禁运”的组织——巴黎统筹委员会，尤其将中国作为封锁的重点。1950年7月起，美国加强对输入中国的物资和驶往中国的船只控制。此后受管制的战略物资逐月增加，到11月间已达2100余种。12月，美国财政部布了“管制外人资金法”，将美国辖区内的所有中国公私财产律加以冻结，并禁止一切在美注册的船只开往中国港口。1951年2月，参加“封锁、禁运”的国家增多，中国与美国正常贸易完全中断。同年5月18日，美国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对中国实行“禁运”提案，致使参加“禁运”的国家达36个之多。

——摘编自董志凯《建国初期新中国的反封锁效应与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