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欧盟成立之初，对非洲的援助集中在贸易、产业和财政方面的合作上。20世纪90年代末，援助部门涉及经济结构调整、人道主义援助、公民社会等多个领域。进入21世纪后，欧盟增加了对非洲的人道主义援助，并加强了双方在解决地区武装冲突和打击恐怖主义方面的合作，还表示尊重人权、民主、法治是双方伙伴关系的基本要素。欧盟开始注重向国际多边机构靠拢，注重与其协调一致，注意和其他大国以及各类国际组织开展合作，以期在新形势下深化欧非双边关系。

——摘编自刘丽云《欧盟对外发展援助政策的变化及其原因》

材料二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顺应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与非洲国家创建多边发展平台——中非合作论坛，实现了中非关系的历史性跨越。同时，中方加强了该论坛的后继行动机制建设，以确保各项对非洲援助承诺的落实。基于非洲受援国的现实需求，中国对非援助秉持“平等相待、维护共同利益”的原则，通过提供优惠贷款、项目合资合作等形式，充分展现了中国和平发展的大国形象。

——摘编自赵金合《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特点、动因和影响》

材料一   1950年，中国开始向朝鲜和越南两国提供物资援助，拉开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序幕。1955年万隆亚非会议后，随着对外关系的发展，中国对外援助范围从社会主义国家扩展到其他发展中国家。1964年，中国政府宣布以平等互利、不附带条件为核心的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1949―1979年，中国政府对外援助（包括军事援助）的财政支出共计483.04亿元，占年均国家财政总支出的3.5%，远高于同期的美苏两国。

——摘编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对外援助》

材料二   1979年7月7日，邓小平指出：“应当肯定我们过去援助第三世界是正确的。……具体办法要修改。”此后，中国逐渐压缩对外援助规模，1980—1981年，外援支出仅占我国财政支出的0.6%。1980-1985年，中国累计向联合国系统提供了5031万美元的捐款。1985年，中国加入非洲开发银行，对其进行融资和捐款。1993年开始，由政府部门委托有资质的企业具体执行援外项目，大量援外承建机构通过转制改革转型成为企业，变成市场主体。对外援助政企分开、注重政治与经济双重效应的机制逐步确立。1995年，中国开始对外提供优惠贷款，为受援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急需的生产、建设项目等提供资金支持，这符合国际发展援助的主流。

——摘编自唐丽霞《新中国70年对外援助的实践与经验》

材料一   20世纪60年代是国际环境和中国国内环境发生巨大变动的时期，也是中国内外压力较大的时期。为适应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的对外战略作出重大调整，不再实行“一边倒”方针，改为实行依靠第一中间地带国家、争取第二中间地带国家、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和苏联霸权主义的战略，这一战略又被形象地称为“两个拳头打人”战略。这一战略，使中国顶住了来自苏联和美国的巨大压力，但也使中国面临险恶的安全环境。“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极左的对外政策使得中国在国际上陷入被孤立的境地。为改变不利的国际处境，中国领导人在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调整对外政策。

——摘编自伍绍勤《1980年代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研究》

注：材料出处中的“1980年代”应写为“20世纪80年代”，为尊重原文，此处不做改动。

材料二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所面临的地缘政治环境极为严峻，只有与中国相接的东部边界比较和平稳定。中国和俄罗斯都表示认同《中苏联合公报》继续作为两国关系的指导原则，在原有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向前发展。俄罗斯在融入西方的过程中处处碰壁，其逐渐意识到一个贫弱的俄罗斯不可能得到西方的尊重。因此，俄罗斯开始调整对外政策，提出了“既面向西方，也面向东方”的政策，并提高了对发展中俄关系的重视程度。俄罗斯一方面继续寻求改善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另一方面积极发展与近邻中国的东亚关系，以求改善自身的地缘政治环境，重塑世界大国形象。

——摘编自方海燕《新地缘政治视角下的中俄关系研究》

材料一1949年到1959年，是中苏关系的“亲热”期。当时，苏联需要中国作为它在东方的主要屏障以及与美国打交道时的手中一张重要的牌，中国则需要苏联作为自己抵御西方的主要依托以及贷款、经援和军援的主要来源。但在1958年后，接连发生的“长波电台”“联合舰队”和“炮打金门”等事件，使得中苏之间，特别是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之间出现了明显裂痕。1960年到1958年，是中苏关系的“冷战”时期。中共发表了“九评”，苏共则公布了“国际共运总路线”，双方互相“口诛笔伐”，批判的火力异常猛烈。1969年到1978年，是中苏关系的“热战”时期。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双方在边境地区剑拔弩张，1969年还在东段的珍宝岛和西段的铁列克提接连发生了一定规模的武装冲突，中苏间人员往来中断，双边的业务交往也只限于一点贸易和每周各开一个航班和一趋列车。1979年到1989年，是中苏关系的“回暖”期。此时，苏联开始调整对外政策，逐步缓和对华关系。

——摘编自颜声毅《当代中国外交》

材料二1990年3月，邓小平同志在与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明确表示：“不管苏联怎么变化，我们都要同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苏联“8•19”事件后，中国外交部表示：“苏联发生的变化是苏联内部的事务。中国政府的一贯点场是，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尊重各国人民自己的选择。我们希望并相信，苏联人民能够克服困难，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保持政治稳定，实现经济发展，建立在和平共处、平等互利、睦邻左好原则基础上的中苏关系不会受到影响，将继续得到发展。”这些做法完全不同于20世纪60年代中苏之间的论战和对抗，尽管苏联国内发生了重大变化，双方仍然在随后一段时间里保持了友好交往，并顺利实现了从中苏到中俄关系的平稳过渡。依据类似原则，中国也保持和发展了与东欧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

——摘编自秦亚青《国际体系与中国外交》

材料一   1950年2月14日，经过毛泽东、周恩来同斯大林、维经斯基会谈，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条约规定：双方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间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对有关中苏两国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均将进行彼此协商；遵照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及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发展和巩固中苏两国之间的经济与文化关系等。苏联政府贷款3亿美元给中国政府。《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确定了中苏两国政治军事同盟关系以及发展两国友好关系的准则。1979年4月，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决定，《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30年期满后不再延长。次年4月，该条约期满后废止。

——摘编自人民网《党史上的今天》

材料二   2001年7月16日，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和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在莫斯科签署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条约规定：“第五条   俄方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俄方反对任何形式的台湾独立。第六条   缔约双方满意地指出，相互没有领土要求，决心并积极致力于将两国边界建设成永久和平、世代友好的边界第十八条   缔约双方将根据各自承担的国际义务及本国法律在促进实现人权和基本自由方面进行合作。”

——摘编自中国外交部《中俄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材料三   2021年12月15日，习近平主席在北京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视频会晤。世界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影响，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中俄关系经受住各种风浪考验，展示出新的生机活力。双方正式宣布《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延期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捍卫了各自国家尊严和两国共同利益。两国积极展现大国担当，阐述民主和人权的正确内涵，成为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的中流砥柱。

——摘编自《人民日报：促进中俄关系向更高层次、更高质量、更高水平迈进》

材料一   中国共产党在《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明确提出，工业化的实现需要大量的资金。“苏联的经验表明，这主要不能够依靠旁的来源，而必须依靠国民经济内部首先是工业内部的积累。”而苏联的具体做法是通过国家政策对工业的倾斜，为工业发展积累资本。为了尽快解决所有制问题，中国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中提出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工业化同时进行的策略。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正确处理农、轻、重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关系等。

——摘编自王春宁《中苏关系的演变对中国经济的影响（1949~1964）》

材料二   1996年4月，俄总统叶利钦访华，与中国政府发表《中俄联合声明》，宣布双方“决心发展平等与信任的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这标志着中俄关系上升到一个新高度。经过多年的发展，中俄双方已经建立起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定期会晤和磋商机制，两国议会间也加强了往来。中俄经贸合作不断发展，双方经贸呈政府间，地区间和企业间多层次发展态势。经贸合作已从边贸和一般性贸易扩展到农业、能源、交通、和平利用核能、航空航天、金融及军事技术等广泛领域。此外，中俄两国对国际形势和国际问题有着越来越多的相同或相近的看法。双方认为，世界多极化进程符合所有国家的根本利益，不赞成单极世界。中俄在伊拉克和科索沃等国际问题上积极磋商，加强沟通，为切实合理地贯彻联合国有关协议进行了不懈努力。

——摘编自韩景云《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新发展及其战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