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周礼》中，借贷被称为“贷”“取予”“同贷财”，反映借贷关系的“债”则被称作“责”。西周时期，政府规定民间借贷活动必须在国家法定的利息下进行，违者要受到处罚。“凡民同贷材者，令以国法行之。犯令者，刑罚之。”民间借贷必须立契约文书，“听取予以书契”。官府通过借贷契约文书来判定民间债务纠纷，“凡有责者，有判书以治，则听”；“凡属责者，以其地傅而听其辞”。
——摘编自谭光万《中国古代农业商品化研究》
材料二 宋代农民作为小生产者的主体部分，借贷虽出于情势之逼迫，并非个人意愿，但却是他们的一种生产、生活的常态。中国是个灾害频发的国家，加之小农是小生产者，抵御灾荒的储备（资金和粮食）不足，一旦遭遇灾荒年份，则小农必须依赖于借贷。南宋后期著名理学家真德秀说：“中人一家之产，仅足以供一户之税。遇有水旱疾厉，不免举贷逋欠。”他在另一奏疏中说。农民“一有艰歉，富民不肯出贷，则其束手无策，坐视田畴之荒芜，有流移转徙而已”。
——摘编自王文书《宋代借货业研究》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民间借贷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宋代农民借贷“常态”现象形成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古代民间农业借贷的影响。
材料一 汉武帝时期推行盐铁官营，对于食盐的生产，实行“募民自给费，因官器作煮盐，官与牢盆”，即由国家统一招募煮盐的户主，盐户负担煮盐费用，官府只提供煮盐的“牢盆”，政府收购和销售煮成的盐。设立“大农部丞数十人，分部主郡国”，对地方盐业生产和流通进行指导和监督，完全杜绝私人售卖的可能性。
——摘编自王玉《盐铁官营政策分析》
材料二 明朝，北部军事频繁，军队急需粮饷，政府“召商输粮而与之盐”，“如此则转输之费省，而军储之用充矣”。此后，盐利巨大，私盐贩卖更加猖獗。“清之盐法，大率因明制而损益之”，顺治时对井盐的生产，允许自由开凿，康熙则公开承认百姓自由开凿的盐井为其私产，但盐业生产者所生产的食盐必须卖给清政府特许的商人。
——摘编自史仲文主编《中国全史》等
材料三 建国初期，人民政府接管盐场之后，针对场盐壅积、生产瘫痪的问题，各盐务机关以公盐带头赶运、限期催促商运等方式打开销路。对盐场生产，按“劳资两利”的原则，扶持成本低、产量高、质量好的盐滩、井灶恢复生产，在此基础上实行统购包销，提高收购价格，调动盐商的生产积极性。对资本、人员较多及生产设备较好，生产规模较大的私人资本主义制盐企业，在资方提出公私合营的申请后，经政府批准加入公股；对分散、生产规模较小的盐场，先联营，创造条件，再实行公私合营。“一五”期间，共完成盐业基本建设投资8000万元，投资20个项目。1957年产盐827.6万吨，实现盐税收入63100万元。在这期间，盐化工产品也有较大增长，氯化钾产量5846吨，溴素产量286.6吨。
——摘编自程龙刚《新中国盐业生产的发展历程和辉煌成就》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到明清盐业政策的变化，并简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50年代新中国盐业改革的特征和意义。
| A．秦都咸阳 |
| B．唐都长安 |
| C．宋代东京 |
| D．明代扬州 |
不同的文明塑造了人们不同的时间观念。由于中西方文明在哲学观、历史背景、社会模式等诸多方面千差万别，其对时间的观念和态度也存在着很大差异，从而产生了不同的时间取向模式。
材料一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人们对时间的认识比较模糊，因而人们在用时、计时、守时等习惯上也比较模糊。中国人在时间的使用上一般用“掌灯时分”、“日上三竿”、“不见不散”等相当模糊说法。“掌灯”的时间和季节有关，和天气有关，和地理位置及生活习惯也有关，反映了深厚的农耕文明气息。虽然，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一寸光阴一寸金”的比喻，但是多数中国人只是从个角度来看待时间价值，并没有把这种高尚的时间观推广到社会交往当中去，因而，最终并没有形成良好的社会性时间观念和惜时的社会风尚。
——摘编自汪天文、王仕民《文化差异与时间观念的冲突》
材料二 清末以后，随着城市生活的变化，中国人对西人情况愈加了解，人们的时间观念随着钟表的普及变得精准化。张謇在《政闻录》中曾特别强调：“最可宝贵者莫如时，愿国人均奋起力求时间上的经济。”新学制规定学堂授课需有定时，一些政府机构在实行星期休息制度的同时，也开始实行工作定时制度。近代中国人新式时间观念的产生并不依靠一种自然的发展状态，而是一个伴随着压迫去强行消化的过程，沿海地区更新快一些，内地相对缓慢；城市更新快一些，农村相对缓慢。
——摘编自范雪梅《近代计时工具与生活节奏变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中国人时间观念的特点，并分析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古代相比，近代中国人时间观念的变化，并简析这一变化出现的社会背景。
材料一 中国古代形成了行政城市层级体系，城市的行政地位越高，城市也愈能得到发展。城市管理亦是如此，如国家重京城，既设有复杂的管理机构，又颁布了大量法律进行管理。在基层社会组织中，则是以民间法形式实施管理的。大体上包括行会法、慈善纽组织规则及城市街坊规则和习惯法。城市是统治乡村的据点，并无自治地位，而城市在经济上也严重依附乡村，城市统治者兼管乡村和城市，使得城市没有独立的行政地位，城市基层与农村的基层组织也大致相同，也不存在西方中世纪那样完备的城市管理法。
——摘编自郭雪飞《传统到近代：中国城市管理理念的演变》
材料二 12世纪西欧具备了自治城市形成的必要条件外，更多的行业集中到城市，这刺激了商业和贸易的繁荣。工商业的发展造就了一个新的市民阶级，这使得争取人身自由开始成为城市斗争的主要内容。许多已形成的城市通过举行起义、成立公社、谈判妥协，开始实行城市自治。西欧的商人打破了封建等级依附关系的纽带，在城市中建立起全折新的个人法律地位，逐步形成了与封建社会有很大反差的市民文化，它崇尚民主参与和自由平等，强调私有和尊重法律、注重契约和权利、关注世俗利益，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发展升华而形成，近代市民阶级精神，即现代法治精神。
——摘自鲁蒙娜《中国与西欧城市发展影响因素浅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城市管理的特点并分析其成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西欧城市自治运动的特点并简述其意义。
材料 改变世界的七种元素：代表着力量又具有进攻性的铁；组成生命又释放热量的碳；折射着人类贪婪欲望的金；为世界留下影像的银；蕴藏巨大毁灭能量的铀；创造白色纯净空间的钛；以及催生互联网世界从而彻底颠覆人类生活的硅……发现元素和利用元素的历史，也是人类进步革新和贪婪疯狂的历史，在促进人类繁荣的同时，也改变着人类的本性，引发人性中最黑暗的一面。
——据（英）约翰·布朗《我们如何走到今天：改变世界的7种元素》
运用所学历史知识，在上述七种元素中选择任意一种，概括其表现形式的变化，指出历史上与其相关的史事，并结合史实说明其产生的历史影响。（要求：简要概括表现形式的变化，写出至少一例与其相关的史事，结合具体史实说明历史影响。）
| A．社会动乱阻断南北交流 |
| B．北方地区手工业的全面衰退 |
| C．南方经济实力逐渐增强 |
| D．休养生息政策利于经济发展 |
材料一 16-18世纪中国的农业又有了新的跃进。明清两代的农业著作大为增多，体现了农业的新发展。粮食作物的种植是农业的中心，16世纪引进的玉米和甘薯后来推广到全国，增加了全国粮食的总产量。除了粮食外的经济作物种植也有所发展，如桑、棉、简麻等。无论是农民还是地主，他们新的选择完全是从营利出发的，地主将一部分土地用于粮食以外的其他农产品生产。一部分农户开始了新的选择，放弃了作为主业的粮食生产，专门从事其他类型的农业，成为蚕农、棉农、茶户、果农等。
——摘编自薛国中《16至18世纪的中国农业革命》
材料二 18世纪中叶，英国农业革命开始大张旗鼓推进。随着人口的增长，实行粮食生产的规模化经营变得更加有利可图。由此，中小地主开始呼吁政府和议会支持领主圈地，议会以立法形式颁布了一系列的圈地法案。圈地运动促进了土地产权及经营模式的变革，资本主义农场规模不断扩大。为了提高土地的收益，英国涌现出一大批农业改革家，如汤森德勋爵推广了四圃轮作制；苏格兰人安德鲁·米克尔发明了一款可以使用多种动力的脱拉机，解放了人力。农业革命为工业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正如琼斯所指出的：“在18世纪的英国，如果没有农业变革，没有农业产出增长，工业化与经济发展便不可能实现。”
——摘编自刘金源《农业革命与18世纪英国经济转型》
材料三 中国在1980—2010年间经历了其现代化（即带有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提高）的农业革命。把其与不同类型的农业革命相比，为我们说明的是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
——黄宗智《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1980—2010）》
（1）根据材料一，概括16-18世纪中国农业“新的跃进”的具体表现。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比较中英农业革命的不同。
（3）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你对当今中国应该如何提高农业发展质量与效益的认识。
材料一 宋代商人按经营类别分属不同的“行”（行会），行会作为政府助手，发挥着控制和管理商人的作用。明代，远离故土经商的人越来越多，需要把同乡人团结起来互相帮助，于是，除了原有的“行”以外，又出现了以血缘和乡谊为纽带的商帮、会馆。有的富商大贾通过这些商人组织的号召力与官僚分庭抗礼，一个商帮往往是一方经济势力的代表，他们的活动会影响一个地区的方方面面。
——摘编自《试论我国封建社会商业行会的不同特点》
材料二 1900年，清商务大臣盛宣怀提出：要“效法西欧，振起商战……尤以创设商会为入手要端。”1904年，商部上奏清廷：“纵览东西诸国，交通互市，殆莫不以商战至富强。而揆厥（揣摩）由来，实皆得力于商会。”成立商会能够“通商情、保商利。”根据商部的意见，清廷颁布了《奏定商会简明章程》等文件，成为商会成立的法律依据。到1906年，我国各地已建立商会、商务总会110个，逐渐成为各地区商人的组织。
——摘自《商会的历史演变》
材料三 到1988年，全国工商联作为民间商会，成为国营、集体、私营、“三资”等各类工商企业携手发展的社团组织。各地工商联参加政府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研究，积极进言建议。同时，并积极反映并参与解决与非公有制经济有关的用地、乱收费、乱募捐、财产安全、法律保障等问题。90年代中期，工商联已同海外5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00个工商社团建立了合作关系，还发起成立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商会合作联盟，71个国家的80多个商会都加入联盟中来。
——摘编自《改革开放后中国商会的崛起与发展》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宋代到明代商人组织职能的变化，并说明变化的历史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清末成立商会的历史背景。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全国工商联的作用。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韩毓海说：“在关于中国历史的叙述中，无疑存在着强烈的‘自我卑劣化’的倾向，这种‘阴暗史观’影响深远，如“奴性史学”、“礼教吃人说”、国民劣根性批判、全盘西化、废除汉字说……总之，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种族统统不行。”
“尼采的《历史的利弊》（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时翻译为《历史的用途和滥用》）是极透彻的文章，他说一切伟大的民族都必须懂得‘积极健忘’的道理，因为一个伟大的民族，不但要懂得‘保存生活’，更要有能力‘创造生活’，而为了创造新生活，就必须丢掉历史的负担，特别是忘掉那些黑暗，告别阴暗心理。”
“有人说，美国人性格中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他们是尼采‘积极健忘’论的彻底实践者。美国的大法官StevenHolmes有一名言：美国性格最健康之处，在于他们都遗忘了几乎所有的开国国父都是奴隶主这个事实，而专注于国父们是自由民主的奠基人。如果美国的史观是阴暗的，那么，美国的小学课本里一定是说华盛顿是个恶霸奴隶主，但美国偏偏不这么做，在美国的历史叙述里，几乎他们的每一任总统都伟大光荣正确，美国性格的这一点，起码值得我们思考。”
——摘自：韩毓海《沦为公务员的现代从政者需思考王阳明》
阅读材料，将韩毓海教授要阐明的思想概括为一个论题，然后运用材料及所学知识进行论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