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历代盛行的官营作坊，在明清时期受到冲击。江南城镇附近农户不事农耕，“尽逐缓绸之利”，渐成风尚，城镇中“络玮机抒之声通宵彻夜”的情形亦载于史籍。明万历年间，仅苏州丝织业中受雇于私营机房的职工就有数千人，是官局的两三倍。清初在苏州复置官局，设机800张，织工2330名。至康熙六年（1667年）缺机170张，机匠补充困难，而同一时期苏州民机不少于3400张。“家杼轴而户纂组，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久已。”

——摘编自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

材料二：在洋布畅销的情势下，90年代以后，中国官商也开始自设机器织布厂。先是上海设机器织布局，后来湖北也设立了机器织布局，开始在本土生产机织布。此后至20世纪初的一二十年间，各地商人纷纷开设机器织布厂。仅在1897-1912年的十五年间，全国各地就新开设机器织布厂约六十家……掀起了一股设厂热潮……从此，民间俗称的“洋布”不再只是指由外洋输入的外国棉织品，而成为以新式机器纺织的机织布的通称。

——摘编自李长莉《洋布衣在晚清的流行及社会文化意义》

材料一：元代商税税率较轻，至元七年（1270年），定“三十分取一之制”。宋元时期，制度化的抑商内容已五去其四，仅在专卖制度中有部分保留。“通商”一词在《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书中出现的频率陡然增高，仅《宋史》一书，“通商”一词即出现近50次。《金史》《元史》等史籍中，也出现不少“通商贾”“通商惠工”“力墙通商”的记载。在宋元时期的商业政策中，虽然抑商仍未消失，但通商“日益复兴”，通商已深度地参与到国家治理之中，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和方法。

材料二：“抑末”是明代的一项宏观的国家经济管理政策，主要是平衡各经济部门的关系，驱使游惰之民归于南亩，保证有足够多的人手从事农业生产，维护传统社会的稳定。而国家理性地对待商业，实行“通商”，则主要是为了足边、裕国、便民，解决国家面临的重大难题，具有浓厚的工具理性色彩。在制度层面，商人已享有和庶民同等的政治、经济及日常生活方面的地位和权利，解除了束缚商人近两千年的桎梏。不过，也应注意到……文化观念的发展具有相对的滞后性，抑商观念仍会在一定时期内继续存在，并产生一定的消极作用。制度与行为也会有不相一致之处，抑商行为当然也不可能立即消失。明万历以后的历史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张明富《明代商业政策再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