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唐代通用货币是始铸于武德四年（621年）的“开元通宝”。其仿汉五铢钱，每十钱重一两。起初由于经济贸易不频繁，百姓多以绢帛代替货币，较少使用钱币。进入开元、天宝之世（713～756年）后，商业步入隆盛时期，绢帛便基本退出历史舞台，钱币遂成为主要流通手段。开元、天宝共计44年，在此期间，全国共开炉99处，每年铸钱三十二万七千贯；此后又有所增加。据统计，从天宝时期（742～756年）至唐末，共铸“开元通宝”钱四百亿（贯）左右。

唐后期，随着商品流通的加快，沉重的钱币在储藏及运送方面已成大问题。于是专替商人与官僚保管钱物的“柜坊”出现了，类似于今天的汇票的“飞钱”（又称“便换”）也出现了。

——摘编自重光《唐代商业活动中出现的新因素》

材料二   南宋时期的临安府店铺林立，已经是拥有百万人口的世界级大都市了，由此可以想象当时的商品交易是多么活跃。商业活跃又推动了商业信用扩大，并进一步刺激货币需求激增。宋王朝为防北方辽、西夏、金人的威胁，被迫养重兵以为备，这导致其军费开支庞大，财政非常困难，需依靠发行纸币以弥补开支，而这又促进了纸币的进一步发展。造纸业和印刷业的发达，为纸币的产生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技术保障。当时造纸业和印刷技术都有了很大发展，能够造出专用纸张来印制纸币。

——摘编自王耀萱、常杰《两宋纸币的产生及发展研究》

材料一   中国古代手工业技术主要由富有经验、心灵手巧的工匠掌握。他们一般没有文

——摘编自王金进《浅析中国古代手工业技术的封闭性》

材料二   “ 工匠”是专门从事手工业生产的群体。在数千年发展过程中,他们以道德为中心,逐渐形成“工匠精神”。当时,师傅带徒弟不单单停留在技术层面上的传授，师傅的技艺追求与敬业态度也在潜移默化中感染着徒弟,并将之传承与发展下去。《诗经·卫风》中有言,工匠的自我修养，就像加工骨器,切了还要磋;就像加工玉器,琢了还得磨。古代工匠在主观修养上期望达到宁静、无欲,通向“道”的境界。

——摘编自方霞《中国工匠精神的正读及现代价值意蕴》

材料一   古代埃及的水利灌溉既有因尼罗河定期泛滥而形成的自然灌溉．也有人工修建的堤坝、开凿的沟渠等带来的水利灌溉。人工水利灌溉，自前王朝后期开始出现．历经法老时期、托勒密时期的发展，取得了极大成效，并得到了历代统治者的重视。《帕勒莫石碑》铭文中记录着早王朝时期，埃及政府专门设有官员观测、记载尼罗河水位的变化，用于指导灌溉系统的运作。“因为尼罗河水位的上涨，随时可能淹没谷地，所以国王采取加固河口的办法．使河水回槽”。灌溉系统可以防止土壤盐碱化，土质因此得以改善。统一、高效的人工灌溉系统需要集体协作，这就要求政府组织官员管理水利灌溉工程，以加强中央集权统治。

——摘编自黄明辉《古代埃及农业水利灌溉探析》

材料二   奏汉时期以开始规划修建一些大型水利灌溉工程而著名，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灌溉发展的高潮时期。秦帝国成立后，非常重视水利，先后加固和修建郑国渠和灵渠一其中前者为灌溉工程。汉代统治者在不断维修前代水利工程的同时，还修建了引用泾水、渭水、洛水的灌区。引用渭水及其支流的有成国渠、灵轵渠等，灌溉面积从几万亩到几十万亩不等。为应对匈奴的南下侵扰．汉武帝在黄河上游河套地区和河西走廊等地建立地方机构，移民屯田和发展水利灌溉工程。据统计．西汉末年，全国人口已达到5767万，耕地为50600万亩。

——摘编自顾浩、陈茂山《古代中国的灌溉文明》

材料一 宋朝士大夫认为“治国者必先齐其家，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因此宗族多立家训族规来训诫子弟。农桑需治，“居肆成事”“贸迁有无”亦能治生；日常生活要精打细算，“俭则足用，奢则用不给”等增加家庭财富的内容有更多呈现，但宗族子孙绝不可从事贩米加水、卖漆和油之事。在宗族内部，家庭成员间要“敬长与怀幼，怜恤孤寡贫”，橙子辅导认为如范仲淹创立义庄、义学，此举得到了朝廷的认可，一时被模仿成风。以齐家为基础，进而治国平天下，成为宋代家训开宗明义的鲜明立场。

——摘编自公众号山城学术圈《士大夫阶层治家方式的变化》

材料二 延安时期，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成为红色家风建设的实践主体。朱德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我对革命尽责，对家庭感情较薄亦是常情，望你谅之。”毛泽东也曾向其表兄说明：“我们的党专为国家民族劳苦民众做事，牺牲个人私利，故人人平等，并无薪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载，“毛泽东的生活和红军一般战士没有什么两样。橙子辅导认为做了十年红军领袖，千百次的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物——包括两套布制服”。在一封封家书家信中，无产阶级革命党人的革命信念、生活信仰、道德情操体现得淋漓尽致。

——摘编自魏继昆、崔保峰《延安时期中共领袖红色家风建设研究》等

材料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家庭、家教和家风建设有许多重要论述。他指出，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教、注重家风，橙子辅导认为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促进家庭和睦，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他尤其强调，领导干部的家风，不仅关系自己的家庭，而且关系党风政风。他要求，把家风建设作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重要内容。

材料一   中国与非洲之间的交往古已有之。在汉代，非洲已在中国与罗马的贸易中发挥中转站的作用，埃及商人在印度和斯里兰卡购买中国货品，再经由亚历山大里亚、迈奥霍穆等港口将其运往罗马。唐代《贞元十道录》记载了自广州出发、经波斯湾到达非洲的航程，中国同北非、东非等地已实现直接通航。宋代，每年自非洲进口的“象犀珠宝香药之类”商品数额高达“五十三万有余”，大大超过前代体量。元朝航海家汪大渊曾亲身到访非洲，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也于14世纪到访广州、泉州、杭州等地，中非人民对彼此的了解更加深入。明代郑和船队四次抵达东非海岸，将古代中非交往推向高峰，双方频繁互访，建立了和平友好的外交关系，永乐年间还恢复了三省市舶司，以便非洲诸国使节来华时“与中国贸易”。今天在埃及和埃塞俄比亚出土的大量中国陶瓷、钱币，年代由唐至明，成为中非友好往来的见证。

——摘编自张铁生《中非交通史初探》

材料二   1955年万隆会议后，中国积极支持非洲国家民族独立自强。1964年初，周恩来总理访问加纳时，明确了中国对外援助坚持平等互利、尊重受援国主权以及不附加政治条件等基本准则，奠定了中国对非援助的总体基调。在农业领域，中国派遣农业技术人员赴非建设经营农场，帮助解决非洲粮食紧缺问题。在工业领域，中国援建的项目针对非洲当地需要，以中小型项目为主，工期短、投资收回快。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中国长期对非洲国家提供无偿援助，无私支持非洲基建事业。此外，中国还通过派遣教师、医务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帮助非洲国家提升各领域技术能力，中国员工与当地工人同工同酬，“对等上班”，赢得了非洲人民的认可与支持。

——摘编自宋微《中国对非援助70年——理念与实践创新》

材料三   21世纪以来，中国对非洲援助以追求发展效益为主，兼顾政治、安全等其他 效益。中国与非洲许多国家和地区建立了互利共赢的能源合作关系。中非双边贸易额迅速增长，中国企业到非洲投资的步伐大大加快，提高了非洲国家的生产能力。中非文化交流不断深入，在影视制作、出境旅游、人才交流、学术研讨等领域加深合作，助力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据谷靖《转型背景下的中非关系：新形势、新挑战、新合作》等整理

材料   明初对于四夷朝贡，明太祖确定的基本原则是“厚往而薄来”。永乐朝以来，西番朝贡制度出现显著变化。一是僧人（或假此身份）逐渐成为西番朝贡使团的主体，二是明朝对西番朝贡赏赐的对象扩大，按员给赏。再次，入贡番僧还多在沿途购买军器、私茶等违禁物品，甚至贩买人口，时常引发民事纠纷乃至刑事案件。隆庆三年（1569）西番朝贡制度改革的发生与明朝的统治历史与当前政治形势有关。隆庆元年（1567），明朝的统治已是危机四伏。八月，户部报告“京帑所存，仅足三月，计今岁尚亏九月有奇，边军百万，悉无所需”。在此严峻形势下，明朝被迫推行新政，改革西番朝贡制度即为其中一个方面。隆庆三年的西番朝贡制度改革，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重定贡期，通过延长朝贡限期、取消部分朝贡类型，减少朝贡次数等措施削减西番朝贡遣使的总体数量。二是调整赏额，把对西番朝贡的人员赏赐分为全赏和半赏两类。三是在提高贡额的同时，限定贡使人数。四是强化对贡使的资质及身份审验。隆庆三年的西番朝贡制度改革可以说是隆万改革的先声，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朝贡的天下理想与王朝治理的经济理性之间张力的弥合，反映了以“厚往而薄来”为基本特征的朝贡制度在王朝的边疆民族治理体系中的衰落与转型。

——摘编自曾现江张凯强《明朝隆庆三年西番朝贡制度改革：天下理想与经济理性兼顾》

材料一   朝贡体制下，中国与贡国的关系是不侵略和不干涉的和平关系。是否与中国往来和是否向中国进贡，是自由选择的。向中国进贡的国家，中国也不干涉他们的内政。正如我国学者所指出的：“朝贡制度是以中原王朝的宗主地位为前提，这种体制的宗旨是“四夷顺而中国宁＇，它是防御性的而非侵略性的。”……朝贡制度得以建立和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这种制度对于关系双方都是有利的。中国的强大和繁荣稳定是朝贡制度建立的前提条件。

——刘炳香《中国古代外交展开的思想背景与制度框架》

材料二   周恩来把中国革命的根本经验引申到新中国的外交领域，提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主是新中国外交的基本立场。他指出：“维护得来不易的民族独立，政治上自主而不允许任何外来干涉，经济上自主而不依赖外援，这是我们决定外交政策、处理外交问题的出发点，也是区别于旧中国屈辱外交的根本所在。在这个原则问题上是决不能让步的。”他强调：“我们愿意和一切平等待我之国家合作。我们不排外，不挑衅，但必须站稳立场，否则就只能倒在外国人的怀里。”

——齐鹏飞《新中国70年和平外交的发展历程及其基本经验》

材料一   苏州在自吴阖闾大城后至明初的1 800 多年时间里城市空间格局发展缓慢，最初的街衢河道受城门和宫城的控制形成简单而不一定规整的方格网状。明中叶以后，资本主义萌芽在苏州开始出现，城市的发展出现了较明显的地域功能分工，“城北半城，万户机声”，空间也开始突破城墙，沿放射状河道向外扩展。甲午中日战争后，城南青旸地因被辟为日租界和西方公共租界得到一定开发，但很快就衰落了。1978 年后，苏州城市的空间发展步入了快车道。为保护古城发展经济，苏州重点向西发展，试图形成“东城西区”的城市格局。1994年5月启动的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带动了苏州城市空间向东发展。古城东面的园区和西面的新区形成了苏州城市空间发展的两翼，加上南面的吴县新区，苏州城市空间呈现向东、南、西三个方向块状连片扩展的趋势。

——摘编自朱利青《苏州城市空间发展的历史、现状和展望》

材料二   伯明翰生产枪炮、纽扣和挽具，达德利生产铁钉，伍尔弗汉普顿生产铁索。曼彻斯特是兰开夏棉纺区最大的生产中心、最重要的市场，也是英格兰西北部最大的商业中心。从这里出发的商人们走向全国售卖商品。“曼彻斯特人”成了当时行商的代名词。利兹是工业革命前夕英国毛纺工业最大的生产中心。这些城市几乎没有行会的规定和限制，个人的经济活动比较自由，也不受城市当局的干预。具有如此多现代新品质的这些新城市，成了英国现代城市社会的前驱，正是它们孕育了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