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魏晋时期的士族阶层格外重视家庭教育,以使本家族在朝代更替、战乱不息的年代里繁衍不衰。北齐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勉学第八》中云:“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已后,思虑散逸，目须早教勿失机也。”儿童及早进行教育的好处显而易见，早教主要在家庭中进行，由父母承担教育的职责。父母要把爱护子女和教育子女结合起来，既要循循善诱，又要严加督促。门阈士族多以儒家学说严格教育子女并兼传道家之言。出于立身扬名的需要，士族人家还对子女进行艺能教育，主要是据其家传传统，各有所重，文学、书法、音乐均是其教学内 容。颜之说:“失风化者，自上而行下者也，自先而行后者也。”家中长辈要有意识地为子女创造一个较好的学习环境，因为身教重于言传。情景教学、因势利导等教学手法以情境激发才思，也深受士族家族推崇。

—— 摘编自张承宗、魏向东《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家庭教育》

材料二　　在明清帝王倡导家教“化民成俗”的要求下，在商业和文化并重的地区，徽商“贾而好儒”的习俗氛围，使得一般民众对于子弟的教育颇为重视。为人立世，当以品行为先，正如绩溪商人章策所言:“立品为先，词章为末，务崇实学，勿鹜虚名。”子弟入学前，徽商自觉承担教育子弟的责任，使其具备基本的识字诵读能力，入学后，则与教师密切配合，支持学校教育。在传授文化知识的同时，他们还会从培养子弟为商贾所必备的意志顽强、敢于冒险、简朴节约等 素质入手突出训练其长于书算、善于贾道等能力。徽商对子弟自立的要求格外重视，教育子弟自小就要树立靠个人力量谋求生路的志向，不能自立之人，就会破败家业，让先人蒙羞。

—— 摘编自宗韵《明清徽商家庭教育研究》

材料一：开元年间，唐朝达到盛世，但从均田制等制度层面看，也开启了衰败的肇端。《新唐书·食货志二》指出：“自开元以后，天下户籍久不更造，丁中转死，田亩卖易，贫富升降不实。”宋人刘怒认为：“魏、齐、周、隋，兵革不息，农民少而旷土多，故均田之制存。至唐，承平日久，丁口滋众，官无闲田，不复给授，故田制为空文。”唐朝官员队伍增长速度又特别快，贞观初期朝廷正式官员仅643人，到开元时已增至18000多人，天宝年间，均田制最终走向了崩溃。

——摘编自陈忠海《唐朝均田制的兴与衰》

材料二：通过对上一阶段土地革命的经验和教训进行深刻反思总结，中共“六大”会议通过了《土地问题决议案》以及《农民问题决议案》，对1927年11月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来实施的“没收一切土地”政策进行了改变，进一步制定了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只“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的政策。中国共产党摒弃了1930年以前共产国际的意见和苏联“土地国有”的经验，结合中国国情，将“土地国有”发展为“土地农有”，经过各根据地的实践，最终于1931年春解决了地权问题，标志着党的土地革命路线初步形成。这条路线可概括为“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

——摘编自黎林烽《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及现实启示》

材料：东京（开封）城分为三重，即宫城、里城和外城。东京漕运发达，随着东京商业经济的繁荣，街道四通八达，开放型的街道代替了封闭的里坊格局。东京的人口在北宋末年达到一百万以上，东京居民的身份与职业十分复杂，主要以政府人员和各类商人为主，人口流动性高，极易导致治安滋扰之事频发。北宋东京治安机构主要由行政、厢坊、军事三系统组成，主要负责对反抗专制皇权的镇压和惩治、社会公共秩序管理、经济秩序管理、人口与户籍管理、生活环境管理和防火管理等。

——摘编自杨瑞军《北宋东京治安研究》

材料一 汉武帝征南越以来，欧洲通往东亚的海上贸易常由波斯湾经印度洋后，再绕马来半岛航行至日南、交趾两港。天竺国（印度）大秦国（罗马）等国往往由此沿海岸的近海航行至我国。281年外国商船改道至广州泊岸后，狮子国（斯里兰卡）蜀宾（克什米尔）扶南（柬埔寨）顿逊（泰国）狼牙修（马来半岛）丹丹（马来半岛）阁婆（印度尼西亚）婆利（婆罗洲）等数十国也多次遣使朝贡，“舟舶继路，商使交属”。东晋时期曾限制铜等用品在广州出口，并选派廉吏担任地方官以遏制官吏借外贸营私之弊。乘搭商人的海舶往来南海的僧人也越来越多。

——摘编自邓端本《两晋南北朝时期广州外贸考略》

材料二 唐代以广州为起点的交通，北可抵长安、洛阳，东北与江南沟通，西出南诏可达南亚诸国，东通闽、浙，南达沿海州府及海南岛，具有全方位的交通路线。杜甫所作之诗“宝贝休脂膏……海胡舶千艘”描绘了当时广州贸易之盛。

——摘编自陈伟明《唐五代岭南道交通路线述略》等

材料一   从《东京梦华录》可看出北宋城市和唐时面貌大不相同。在汴京，街面店铺、作坊、旅馆、50余炉的饼铺、二三层楼的酒家（官营或私营都有），与住宅、寺宇杂然并见。很多大城市里每日天未明到深夜，甚至通宵都有营业。夜市上除了有大众化的食品和用品，便于夜间“勾当公事”的人和一般平民购买食用。批发商业的组织形式在北宋也有新的发展。“行”不但是批发交易的场所而已，并且是一种新起的批发机构。在城市内外河畔桥头交通方便之处或街道广场上都有各种“行”的设置。

——摘编自马媛媛《从<东京梦华录>看北宋经济发展》

材料二   在对自然和物质世界进行观察和研究的过程中，画家和科学家发现了双方的共同之处——都对世界有着浓厚的求知欲。尽管他们以各自特有的个人技艺探求他们的共同兴趣，但在宋代，对内在和外在世界的探究是同时进行的。

——摘编自迪特库恩《哈佛中国史·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

材料三   （鸦片战争后）随着西学东渐，近代中国人逐渐认识到与外国交往的重要。在一系列战败之后，中国读书人逐渐被战胜者改变了思想方式，接受了以强弱分文野的新观念。这类因对抗性互动而产生的概念转移，急剧而彻底……对西方的认知，也从“夷务”到“洋务”再到“时务”，由贬义的“夷”到平等的“西”再到尊崇的“泰西”。说是天翻地覆的转变，也不为过。

——摘编自罗志田《走向世界的近代中国》

材料一   中国古代官营手工业的管理，一直有非常严格的制度。服役于官营手工业的劳动者，许多是民间工匠注籍匠户后世代以无偿劳役形式艰苦劳作。由于官营手工业具有一定的生产规模，内部技术分工十分细密。有学者认为，“各种规模庞大的官营手工业，虽然都是政府的官设机构，但却都具备了工场手工业的生产条件，并具备了工场手工业的基本性能”。论者还指出，官营手工业“不是以营利为目的的商品生产”，其生产过程中“指挥工作”的“是由政府派遣的官吏”。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十五讲（第二版）》

材料二   近代大工业机器是一成龙配套的体系，军用工业不可能长久地孤立发展，势必会带动其他的相关产业。制造舰船枪炮需要机器，制造机器需要钢铁，冶炼钢铁需要煤铁矿，煤铁矿并采后需要运输。制造业、钢铁业、采矿业、运输业、动力业互成流程，诸环节缺一不可。李鸿章等便发现：“洋机器于耕织、印刷、陶埴诸器皆能制造，有裨民生日用，原不专为军火而设。”于是，除军用工业外，民用工业的兴办提上日程，民间也开始涉足机器工业。这样，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由此发生。

——摘编自袁行霈、严文明等《中华文明史（第四卷）》

黄河：中华文化的摇篮，还是“中国的忧患”？

材料一 有史册记载的黄河决口泛滥约有1593次，较大改道26次，常被提到的重大改道有6-7次。

黄河改道简史

材料二 黄河改道总览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