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启新洋灰公司是近代中国最早的私营水泥企业，其前身为“唐山细棉土厂”，由开平矿务局首任总办唐廷枢于1889年创办，因亏累甚巨，不久停闭。1906年由“北方实业之父”周学熙利用旧址重办，改名为启新洋灰公司，购置丹麦史密斯公司先进的回转窑、球磨机等设备代替立窑等落后设备，生产"龙马负太极图"牌（俗称马牌）水泥。1914年兼并湖北水泥公司，曾分别与华商、中国两水泥公司联营，一度称冠中国，垄断水泥市场。1939年到1940年，日本丸红株式会社开始介入启新，被挟持的启新洋灰公司对日本的侵华战争实质上起了帮助和支持的作用。1946年，国民党悍然发动内战，造成了交通梗阻，启新水泥滞销，厂内熟料堆积如山，散灰满仓，生产陷于瘫痪。

——摘编自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启新洋灰公司史料》

材料二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由于战局恶化，东部沿海工业开始大规模向西南大后方迁移的过程。据统计：到1940年6月沙市、宜昌失守时，沿海沿江迁入四川的民营工厂共计245家，物资总约9万余吨。这批迁川厂矿企业分属的行业系统是：冶金工业1家；机械工业103家；电气工业18家；化学工业40家……迁川厂矿主要来自上海（104家）、汉口（90家）、南京（10家），其余来自南北各省。

——摘编自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国民政府抗战时期厂企内迁档案选辑》

材料 新中国建立后，洋务运动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专题。最初，学者往往依据范文澜与胡绳对洋务运动的描述与评判进行研究。但在1954年胡绳提出“三次革命高潮”论后,洋务运动由此被打入学术研究的“冷宫”。直到1961—1964年，洋务运动研究迎来小高潮，除了对洋务运动宏观意义上的性质讨论关外，在具体史实和相关洋务人物研究上取得了一定进展。然而，随着政治形势的不断恶化，小高潮昙花一现。

1979之后的二十年，学界发表洋务运动史的专论超过623篇，综合性专著、论文集、史料资料集，等等，举凡也有数十种之多，此外，全国性乃至国际性洋务运动史学术讨论会相继召开。这些研究既有对洋务运动研究范式理论宏观意义上的检讨与检讨，也有个案实证研究的深入与新专题领域的拓展，这些研究丰富了人们对洋务运动史乃至整个中国近代史的认识。

——摘编自邱志红《60余年来国内洋务运动史研究述评》

材料一下表所示为1895年和1931年中国各区域港口进出口贸易值及占全国的百分比。

——摘编自茅家琦等《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

材料二近代中国各区域口岸进出口贸易值在全国贸易总量中所占的份额，可以甲午战争之后的几年（1895-1915年）为界限，分成前后两个阶段。在前一阶段，上海常占全国份额的半数，华南诸港约占40%。甲午战争以后，口岸贸易的发展呈现出北部的华北和东北、中部的长江流域快于其他区域口岸的趋势。到1931年，华北、东北和长江流域的口岸在全国进出口贸易额中所占的比重已有了极大的提高。华北、东北和长江流域商品经济的较大发展以及日本在这些区域政治经济势力的迅速增长，是我国港口格局发生重大改变的主要原因。

——摘编自吴松弟《近代中国进出口贸易和主要贸易港的变迁》

材料一：我国是公认的世界茶叶大国、茶叶的故乡。受特定的自然条件、饮食文化等的差异之影响，西方世界并不产茶、种茶，我国茶叶商品以及茶文化借助于“大航海”时代开辟的自由贸易进入西方国家的，因此，从这种历史渊源来看我国对西方国家的茶叶贸易带有明显的顺差特点……区别于一般的商品。我国对西方国家的茶叶贸易从来都不是一种纯粹的“物质表征系统”输出的过程，那些内在的“茶文化行为系统”、“茶文化价值系统”等也一并待入了西方国家，对西方国家的茶道、茶仪式、茶文化等产生了深．影……茶叶属于一种农产品，其种植、采摘、制茶等关键的环节都属于典型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本身具有的科技含量、技术含量等并不十分突出，因此其整体的附加值相对较低。

——谭林《试析中国与西方茶叶贸易的特点及贸易衰落的社会影响》

材料二：据统计，鸦片战争前，中国植茶农户具有130.25万户，按每户平均5人计，茶农约350万人左右：到1894年，植某农户增加到234．09万户，茶农650万人左右，半个世纪增加了近一倍。随着茶叶商品生产规模的扩大，农村中从事经济作物生产的劳动力比例有所提高，从而改善了生产部门中劳动力的分配，促进了农业生产和市场繁荣。1880~1891年，清政府茶叶关税收入共计5338．9万两，年均449万两，相当于同期海关出口税收的55．4%左右。英国人通过茶叶贸易获得了巨额利润，英国人饮茶风气的养成，不仅促进了英国的“勤勉革命”，而且使英国人形成了良好的生活习惯。有学者指出，在以人力为中心的工业化时代，茶叶的重要性“犹如非人力机械时代的蒸汽机，”“如果没有茶叶，大英帝国和用过的工业化就不会出现”。从某种角度来看，这个观点可能并不夸张。

——仲伟民《茶叶、鸦片战争对19世纪中国经济的影响》

材料一   在明朝，金银矿业实被皇室垄断，直接服务于皇室财政。明政府对金银矿业采取了高度统制的政策，官府垄断经营，厉禁民间私采。但是在不同的时期，一些具体的政策又不尽相同，政府对金银矿业的政策缺乏一致性和连贯性，基本上处于时开时闭的摇摆不定的状态之中。

——摘编自刘利平《略论明代的金银矿业政策》等

材料二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清政府中一些富于变革精神的官员改变“夷夏之防”的观念，以“自强”相号召，提出“师夷”的主张，以最刺痛国人神经的军事工业为切入点，开始了中国最早的工业化努力——洋务运动。作为工业化过程中最基本的物质材料，钢铁资源开发逐渐受到社会有识之士的关注。李鸿章是19世纪70年代倡议钢铁工业建设最为积极的政府官员。关于开矿炼铁的经济价值，他认为：“此等日用必须之物，采炼得法，销路必畅，利源自开，榷其余利且可养船练兵，于富国强兵之计，殊有关系。”“天地自然之利，乃民生日用之资。泰西各国以矿学为本图，遂能争雄竞胜。英吉利国在海中三岛，物产非甚丰盈，而岁出煤铁甚旺，富强遂甲天下。”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19世纪90年代出现了具有钢铁冶炼能力的近代钢铁企业。

——摘编自李海涛《近代中国钢铁工业发展研究（1840—1927）》

材料一   张之洞督鄂前，武汉民族工业完全空白。他上任后的18年内，本着重工业为主、轻工业为辅的指导思想，创办了包括军事工业、钢铁冶金工业和纺织工业，各个企业内部又自成体系，如汉阳铁厂就是集开矿、采煤、炼铁为一体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张文襄公治鄂记》中评论张之洞“治鄂为他人所不能及者”有四点，即“远识”“毅力”“缜密”“精勤”。湖北曾是楚文化的发祥地，其文化与学术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惟楚有材，于斯为盛”。身兼学者和官僚两重身份的张之洞任湖广总督后，十分重视文化和教育。通过创办各式学堂，构建起传统教育与新式教育，普通教育与实业教育、军事教育相互配合，一起发展的现代教育体系。湖北也是近代派出留学生最多的省份之一。湖北新政培养出一大批诸如黄兴、宋教仁、李四光、刘艺舟等政治文化名人。他们或驰骋于疆场，或耕耘于科学和教育园地，成为20世纪中国政治科技与学术的精英。从19世纪60年代至辛亥革命爆发的五十多年内，武汉地区没有发生大的战乱和天灾，武汉获得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和平发展环境。自五口通商尤其是上海开埠后，中国外贸格局发生变化，长江沿线尤其是长江中上游城市汉口等相继开埠，长江干线成为近代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通道，于是，武汉因其长江之居中位置而成为内地通往上海的唯中转点。汉口的市场吸引力和辐射力也大大增强。

——摘编自涂文学《“湖北新政”与近代武汉的崛起》

材料二   中国近代史上，就城市的影响力而言，上海、广州、武汉可谓风头最劲。上海挟江海交汇之势而成为中外贸易之门户；广州久为通商口岸，华洋混杂，中外交通，经贸影响自成一格。而武汉则以更活跃的政治表现进入中国近代史的舞台，承载起国家民族所赋予的神圣使命，以“大武汉”的磅礴气势，书写了近代史上舍我其谁的时代担当。正如《武汊之歌》中所唱的：“用我们的热血铸造起荆楚之魂，用我们的脊梁托起一个新的乾坤。”2020年，当新冠疫情发生时，医学专家钟南山更是动情地说：“武汉是一座英雄的城市！”

——摘编自周德钧《“大武汉”之崛起—论武汉建市的历史缘由与现代价值》